中国资源型城市GDP时空特征及聚类分析

为探讨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异质性，文章使用2004—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采用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时序数据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GDP的空间格局特征、时序演变、空间集聚和时序轨迹类型特征。结果显示：（1）中国资源型城市GDP整体呈现“东部和中部高、西部和东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高水平和低水平之间相对差异呈缩减趋势。（2）GDP的时序演变呈现向中等和中低水平类型转移的趋同趋势，空间上GDP发展水平表现出集聚特点，热点区一直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冷点区由西部向东北地区转移。（3）通过资源型城市GDP时序轨迹聚类发现，“稳定上升且增长率高”的类型主要位于我国东中部地区，“稳定上升但增长率低”或波动增长的类型在西部地区比较普遍，“上升—下降—平稳”的类型主要在东北地区。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其减缓路径分析

文章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对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研究。以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人均GDP为研究变量，融合不同测度方法的互补优势，构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EIDI）、Theil-L指数和Zenga指数分别测算了2004—2019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发现三大地区和全国的经济不平衡呈现先减少后扩大的演变态势，证实了2004—2016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的研究结论。对Theil-L指数进行分解，发现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引起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且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对总不平衡的贡献度最大，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次之。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是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最优路径，且不平衡程度平均可减少8.24%；缩小区域内差异是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潜在路径。     

黄河流域城市旅游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旅游效率提升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综合运用Super SBM DEA模型及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黄河流域2009—2019年旅游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高效率区与较高效率区表现为离散分布特征，且数量提升较为明显，呈现出一定的扩散趋势，而中等效率区、较低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减少。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性总体提升，上、中、下游内部差异是导致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区域差异的直接原因。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冷点区和热点区范围有所扩大，次热点区及次冷点区范围均波动缩小，4种区域均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一定的团块化分布态势。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黄河流域旅游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空差异性。总体而言，区域经济、科技创新、旅游产业结构及政府规制对旅游效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为推动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亟须制定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增长转型及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进发展观念转变，探索黄河流域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空间生态责任视角下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首先从创新驱动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框架,并刻画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将空间生态责任纳入高质量发展测度框架,引入基于背景差异的测度方法,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从而矫正了因不同地区承担的生态保护责任差异而对发展质量的约束效应,客观展示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真实面貌。研究显示：不考虑空间生态责任时,区域高质量发展排名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考虑空间生态责任后,东部与东北地区相比并无优势,中部地区发展质量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在省际层面,考虑空间生态责任后83%的省份排名发生了变化,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例高的省份其排名上升较快,青海、甘肃变化最大,说明各省的生态功能显著地影响了发展质量。依据两种测度结果及其变化情况,将全国分为限制开发、转型开发、适度开发、重点开发和控制开发区域,以赋予其差异化的开发策略。研究结果还显示,考虑空间生态责任的测度方法降低了各省之间的异质性,使得结果更为客观、公平。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探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8个维度、60个基础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面临“数字鸿沟”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趋势；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呈上升趋势，但未出现极化现象；三大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非均衡性，且中部地区出现极化现象。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变轨迹与影响效应

文章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组合测度方法设计为基础，从全国、南北、三大地区和省域共4个层面探究了1990—2019年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并对接下来5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走势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第一，绝对离差、泰尔指数与阿特金森指数的组合测度结果表明，全国和南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均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第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的区域分异特征明显，教育水平和生产资料对东部地区不平衡的调节作用最强，政府干预、生产资料、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最大，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受到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的逆冲击效应最为显著；第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不仅存在很强的时间依赖特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演变特征，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2016—2024年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存在“倒U”型变化趋势，这也证实了政府干预过度会扩大地区差异、生产资料流动性加强与对外开放力度加大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论。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平台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事关经济高质量运行目标的达成。文章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之上，围绕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等问题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有小幅度上升，但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异呈“N+V”型的变化趋势；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内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差异最小；地区间差异表现为东-西差异最大、中-西差异最小；地区间差异是平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地区内差异、超变密度的贡献率相对较小；考察期内的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两极化或多极化趋势明显。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GRA-熵值法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以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的经济发展质: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总体上能积极推动二者协调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地区异质性。通过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递进式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     

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及动态趋势研究

文章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过程和成果三个维度,测度2003—2018年我国30个（不含西藏和港澳台）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相关性分析和空间Markov链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动态趋势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东强西弱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区域间差异是引起全国高质量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差异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东部与西部、东部与中部、中部与西部,而对于区域内差异,东部地区两极分化最严重,其次是西部和中部地区;各省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且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全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升级难度。     

“川”流不息——2012年四川物流产业特别报道：我国物流需求仍保持较快增长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与西部7个省（区、市）接壤，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结合部，是承接华南华中、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东南亚的重要交汇点和交通走廊，也是西南地区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发展物流业、建设西部物流中心，对促进四川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畅通我国西南物流通道、优化物流区域布局具有深远意义。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

文章基于共享性、富裕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2011—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考察，并揭示了地区差异的来源，从地区、时空多维度刻画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四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2）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强，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最低；（3）共同富裕水平呈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具有马太效应；（4）只有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     

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演进趋势分析

文章基于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共享性以及稳定性六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借助泰尔指数、不充分指数测度2006—2019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水平,采用Markov链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不平衡不充分水平的演进态势,通过分解各维度指数揭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体成因。研究发现：（1）观测期内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均值看,河南排名第一,江西处于末尾;从增速看,湖南最快,山西最慢。（2）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湖南高质量发展不平衡指数最高。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分布普遍存在“马太效应”,不同省份在同一水平向上向下转移概率差别较大,导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存在进一步加深倾向。区域内差异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空间来源,创新性不平衡则是其主要影响因素。（3）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水平总体呈扩大态势,山西高质量发展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高质量发展的不充分水平分布呈两极分化态势。创新性、共享性是导致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不充分的关键性成因。     

浅议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测度指标

浅议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测度指标□文／东北财经大学白雪梅，赵松山一、描述地区产业结构的指标设ｍ为地区数，ｎ为产业部门数，Ｘｉｊ为ｉ地区ｊ产业的产出占该地区总产出的比重，Ｓ为ｉ地区的产业结构，可用向量Ｓ１＝（Ｘｉ１，Ｘ１２，．．．Ｘｉｎ）来描述。由于我...     

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文章立足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莫兰指数法测度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态势，但四大地区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依次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在空间层面，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且在大部分地区内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此，应扩大数字供应链金融规模、改善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结构、提升数字供应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以此赋能数字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由水平和效率两个维度组成的绿色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1997—2020年中国省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莫兰指数以及时空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剖析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缓爬升,整体表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形成“沿海高、内陆低”“东部高、东北和中部居中、西部低”的发展格局。绿色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聚集特征,存在空间极化现象和俱乐部趋同效应;其总体差异以地区间差异为主,表现出先波动后缓慢下降的态势。邻域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对本地绿色经济发展质量的状态转移具有异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