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亦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据此,本文从厚植乡村“数字土壤”、统筹多维因素综合施策、重视中微观层面差异化特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启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收入差距

缩小收入差距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具体体现,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已有研究大多聚焦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层面,较少研究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缺乏进一步对其中机理分析与影响效应的探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城乡要素的配置,进而对城乡收入等造成影响。为此,在阐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对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1—2020年全国29个省级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分析要素流动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异质性研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时间段差异,现阶段影响更为显著;东北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收入差距呈现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流动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承担重要机制作用。基于此,提出三条政策建议：一是从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稳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     

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核心内涵及动态演化研究

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是城乡融合系统彼此耦合协调和融合推进的发展过程。将数字经济纳入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中,丰富当前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使城乡融合的探讨更赋有时代意义。在界定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熵权法等分析工具,定量分析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下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特性,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角度看,2012—2020年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稳定上升态势;城乡耦合协调类型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等级省份占比提升;城乡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呈波动变动趋势。(2)从空间演化角度看,高水平协调区域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耦合协调发展呈“群体集聚”特征,东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H-H”集聚,西部大部分地区为“L-L”集聚;城乡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空间格局。(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通达性、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及生态环境等都是影响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影响东、...     

资源诅咒、要素流动与经济协调发展

在“零碳革命”深化改革阶段,破解资源诅咒问题对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采用2011—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FGLS模型、交互项回归模型和非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我国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性及要素流动缓解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各地区普遍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区域比较显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2）要素流动效率对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从总效应上看,这一抑制效应表现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3）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存在最优的要素流动效率区间,且随着要素流动效率门限值的提升,要素流动效率提高对资源诅咒现象的抑制作用增强,更有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

文章采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与共同富裕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创新创业能力较强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间接促进本地区与周边地区共同富裕,且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

文章在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使用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普及、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提高本地区城乡融合水平,且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看,发现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东中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而对西部地区的效果较弱;在门槛效应方面,互联网普及和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水平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互联网普及率超过门槛值后,正向效果不断增强,而农村金融水平随着门槛值的增加呈现“倒U”型特征。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基于要素流动的长三角经济带经济体协同发展研究

推动长三角经济带经济体互动合作和协同发展,对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经济辐射作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古典贸易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要素流动的经济意义,构建博弈模型对长三角经济带参与主体安徽和江苏两省要素流动、产业互动的内在机理进行阐述.研究结论表明:要素流动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重要途径,现实中江苏、安徽两省要素流动较多表现为单向输入与接受的过程,安徽省存在明显劣势.     

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制约因素及发展路径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标志着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城乡融合协调发展为目标层,从城市发展、乡村发展、城乡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度黄河流域城乡发展的协调度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显示：黄河流域8个省份中,6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与乡村发展水平关联程度较高;黄河流域城乡发展协调性各省份表现各异,只有3个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东城乡发展协调性最高;黄河流域8个省份的城乡融合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西城乡融合度最低。进一步分析制约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因素,发现自然条件、产业结构层次、信息技术的使用水平、研发投入水平、基础设施等是主要的制约因素,特别是研发投入水平普遍较低,有些省份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0%。最后提出了黄河流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路径,为制定黄河流域城乡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地区资本流动风险与区域经济差异化研究

资本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大,根据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综合分析各地区资本流动风险水平,利用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综合反映地区资本流动性,可以通过GDP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化。因此,可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地区经济差异的资本流动因素。研究发现：固定资本投资和银行储蓄并不是造成地区引资能力差异的重要因素,各省银行存贷差和财政转移支付是各个地区间资本流动风险的重要因素。     

数字基础设施、要素配置效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组成,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物质支撑,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实基础。文章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要素配置效率在二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约束下,数字基础设施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数字基础设施对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效果更强,对东北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促进效果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