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

为了揭示工业智能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及机制,在对工业智能化技术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方法,实证考察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工业智能化技术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在创新人才流动的空间权重矩阵下,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2)劳动力结构升级是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的主要促进因素,地区高技能劳动力比例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面影响。(3)工业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劳动力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会因地区差异而表现不同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效果与全国层面保持相对一致,西部不显著。为此,整体上应加大工业智能化技术支持力度,同时也要考虑智能化实施的地区差异性,促进高技能劳动力质量提升,以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改造。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溢价：理论机制及中国证据

本文基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技能溢价，这种提升效应在高技术行业更为明显；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改善企业利润和绩效等机制提升技能溢价，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技能溢价的产品价格机制未得到验证；技能溢价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为防止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加剧技能工资不平等，需要采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完善与高质量外贸发展相适应的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等措施。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境规制和劳动力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但将视角放在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层面的研究较少。为此,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和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估计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影响,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运用OLS、FE还是Tobit模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不仅直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路径分别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在上述的三条传导路径中,环境规制直接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大,直接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据此,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提出因地制宜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加大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对企业...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数字经济、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

文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双重视角出发,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探讨了市场分割、数字经济及二者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当期产业结构升级对前一期产业结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依赖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计深远”之策;数字经济和市场分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市场分割的共同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无影响,但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分割与数字经济能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无影响;市场分割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但对东部地区无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并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呈正相关,且能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不仅能促进产业结构发展,还能通过提高居民消费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最后,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特大城市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为国家进一步加快数字化发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制定精准的产业政策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有利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水平的区域差异。     

基于指数方法的劳动结构效应分析

劳动结构效应,也称劳动配置效应,泛指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引起各产业劳动比重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快,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大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和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大,但贡献究竟有多大?这是中国转轨过程中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利用指数分析方法,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指标的分解,完整地刻画了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效应、劳动结构效应,对同类研究方法作出了改进。文章以此方法计算了中国1978—2004年各时期的劳动结构效应,揭示了劳动结构效…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研究

本文在对浙江省高技能人才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升级耦合关系的经验验证,实证研究了浙江省高技能人才与浙江省产业升级的耦合关系,指出高技能人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通过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等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劳动力就业与产业结构关系分析——以椒江区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

产业结构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必然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技术结构等出现一系列变化,引起劳动力就业产生新的组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合理配置,是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基础。     

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了显著而积极的作用，且该结论在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数字经济的消费升级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这两种机制实现居民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

文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切入,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中国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出口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企业家创业精神;数字经济对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效应,当两者超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陕西案例的研究

在经济转型期背景下,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研究陕西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陕西产业结构演变带有明显转型期特征,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变几乎不产生影响,在经济转型期,外生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原因;经济转型期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分别呈现“负效应”和“正效应”,但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从VECM模型的短期动态部分看,产业结构成为就业结构改善的显著障碍,产业结构的所有制性质及重型化特征,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中国内外贸发展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双驱动”,两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对外贸易开放和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开放是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最重要因素,国内贸易成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正向影响。但三者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均表现出不同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共生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国内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外贸易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