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依经立义"是古代惯例,几千年来却隐而不彰。从个人来讲,"依经立义"是借引经典以证明自己正确的话语言说方式;从学术来讲,它是借助社会公认经典进行学术创新和阐发的意义生成方式。因此,从横向上看,经史子集的学术构建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下展开的,从纵向上看,汉学到清学的学术流变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中演进的。所以,"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是中国学术生成的奥秘所在。     

析庄存与经学思想中的“行权”观

庄存与是中国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山者。他生活在考据学风极盛的康乾时期,但其治学眼光却没有局限在名物训诂和字词笺注之上,而是追求经文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发挥公羊学中行权的变易思想精髓,终为后世学者所继承,演变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的指导哲学。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

清代科举制义的“经学”书写,可以从制义的经学属性溯源、经学书写的多途经学面向、清代经学生态等三方面作综合分析。制义是经学注疏外化的表现形式,经学则是制义最基本的属性。以注疏、考据、公羊学为制义,不仅使制义出现了否定自身的动向,而且反哺经学,两者源流同贯,孳乳相生。制义话语融于经学语境,淡化与消解了“代圣贤立言”的立场,由纯粹的文学性转变为经学创作,改变了以经作传,以传作注,以注作疏的学究式书写,凸显出经学嬗变过程中的自我创新和自我肯定,为传统经学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推动了经学的顺畅传播,是科举取士时代背景下经学研究新的形态,昭示了清代经学之所以鼎盛的另一个重要源头。     

依经立义与主体证悟——汉代屈骚阐释的价值取向与解读方法

依经立义与主体证悟是汉代屈骚阐释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和解读方法。其共同证明了汉代屈骚阐释与其说是属于文学解读的范畴还不如说是属于政治解读的范畴。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在“阐”与“诠”之间——从儒学阐释学到文学阐释学

近年来张江提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的主张,这是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古代有无比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上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而且有能力建构起适应于中国文化语境的阐释学理论。儒学阐释学无疑是中国古代阐释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儒学开出"阐"与"诠"两种阐释学路径,后世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汉学与宋学沿着这两条路径踵事增华,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梳理和研究这些思想资源是今日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何以为宾：试论经学视域下“宾礼”概念的构建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宾礼的泛化为“客”与“客礼”等概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宾”“客”的区别,诸家解释可分为三派,一是以郑玄为代表,认为“宾”“客”是用于划分亲疏远近、华夷之辨的概念;二是以熊安生为代表,认为“宾”是指诸侯臣服天子,“客”是指天子优待诸侯,“宾礼”是诸侯朝天子,“客礼”是天子在“飨礼”时将诸侯地位升等,与之饮食;三是以孔颖达为代表,他统合诸家之说,一方面认为“宾”“客”的词义互通,另一方面认为“宾”“客”的区别体现为礼仪主体的不同,前者具有隶属的性质,代表诸侯对天子的臣服,后者更有对等的色彩,代表天子对臣属的优待。由此可见,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将它们当作相近或相反的词义,值得商榷。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论“义”与“感情”——两种婚姻一般条件的比较分析

“义”与“感情”分别作为婚姻的一般条件利弊互见。“义”较之于“感情”，在对婚姻本质的揭示上，更准确、客观一些。并且，“义绝”之“义”有效实现了婚姻制度与整个法律体系的贯通和协调，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指引方面，具有明显的正向立法价值。将“义”与“感情”作比较，不是试图从立法上用“义”来取代“感情”，而是要进一步说明，法律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其自身特有的规律性，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立法者，必须正视和尊重法律科学的规律性，以此来改进我们的立法。     

“经学”“经术”的分野与汉代经学文论话语的双重性质

本文考察了汉儒由“学”与“术”的分野产生的文论叙述的双重指向,由此达到对汉儒文论的整体理解,这是一种以经典释义为凭藉进行文化规范的文化类型。     

“善政”及其正当性问题——孟子“以生道杀民”说新探

《孟子·尽心上》第十二章“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之说,历来为注家所疑,当下学界亦无定论。对于这一章的解读,关乎对孟子民本与王道思想的整体性理解。有关“杀民”的解释,以赵岐的“治狱说”和程朱的“淑世说”为代表,而这两派都未能很好地解释“杀民”的动机与目的。实际上,对“生道”之哲学意蕴的阐明是正确理解“杀民”的前提。“生道”包含了明确的价值内涵,其与“仁道”相通,在政治哲学的视域下则展现为“王道”。王道政治包含“善教”与“善政”两个方面,“以生道杀民”属于后者的范畴。“善政”的正当性原则就是“义”,其具有外在规范与内在规范的双重维度。从“义”出发,政治实践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得到保证,而违背“义”则可视为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破坏。这一点应为政治共同体内的全部成员所认同和遵守,故背义之民被杀而无怨。     

“经学”型塑与“文明”自觉——从康有为经学观念看儒家的近代气质

从经学的时代转型窥探儒家的近代气质是当下学界一个新型且重要的论题。康有为以公羊学建构为基调的经学面相集中彰显了儒学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变迁时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自信特质。而且,即使处于清末民初的不利时局,他也没有放弃致力于再造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雄心。在康有为的经学观念中,既有重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的应对方略,亦有承继儒家关乎天下的传统,重塑人类未来社会政治文明的普世愿景的构想。     

竞争与谦让——中国古代“争”“让”范畴的现代启示

竞争与谦让是一对对立的范畴。中国古代通常称为“争”、“让”。我们的先哲通过对“争”的考察 ,达成了“争则乱、乱则穷”的共识。他们的学说在制度和思想两个方面排斥“争”。同时 ,他们又提倡“让”德 ,力图实现社会的和谐。考察古代先哲关于“争”、“让”范畴的论争 ,分析其利弊得失 ,对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当代中国社会 ,如何处理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这里的"意义"是就广义而言,它既涉及对存在(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也以对世界的价值规定为内涵.以变革对象的历史过程以及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历史分化为前提,人不仅化本然对象为人化实在,从而创造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并存在于其中,而且也一再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指向内在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现念形态(精神之境)与现实形态(人化实在)的统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申所形成的知识与智慧,既内化为人性能力.又渗入于普遍的规范系统,后二者(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又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的过程.     

“阐释”与“训释”——中国古典阐释学的语文学形式

当代西方哲学阐释学存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两种建构路线。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应主要借鉴保罗·利科与方法论结合的路径。汉字不是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其天然地与意义阐释交融在一起。训诂学与阐释学都围绕意义运动。训释亦为阐释,阐释必赖训释。“象”与“形”同时具有文字学与阐释学的双重属性。词义与观念交互训释,既是训诂学的特点,也是古典阐释学的特点。语义学指称关系是汉字系统的第一关系。以字词义为对象的训诂学是古典语文学形式的阐释学。《春秋》学所定释经宗旨、原则与方法,具有为古典阐释学立法之意义。     

“格义”与“会通”:论严复的诠释学

本文以严复对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介绍和诠释为例,指出不同文化传统的相互理解与诠释包括“格义”与“会通”两个环节。“格义”以对异域文化的理解为指向,强调诠释者的主体性与本土文化意识;“会通”则重在新意的产生和创造,要求超越诠释者的主体性,从超越的立场实现不同文化传统的视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