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创新效率关系到区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发现,FDI能为绿色创新效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FDI行业和产业结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FDI、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采用固定参比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本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又有所不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产业结构及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区域需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水平,科学合理地引进和使用外资,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作用,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研发效率、要素禀赋及国际贸易与技术偏向程度

本文从产品质量提高型创新的视角构建了技术偏向程度的数理模型,并逐个将中间品贸易、创新产品贸易和技术溢出分别纳入模型以分析各自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然后,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分析技术偏向程度的计量模型,使用1990-2010年我国工业的数据进行估计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价格对技术偏向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要素禀赋影响显著,进口与出口影响显著且创新产品贸易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但远不及要素禀赋的影响大.总的来看,国内因素仍然对我国工业技术偏向程度起着决定作用.     

中国各省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测度

中国各省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测度是判断和评价对应地区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依据,也是绿色经济增长相关实证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文章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环境效率指数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衡量指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的方法对2003—2016年中国各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环境效率指数进行测度与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关于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特点的结论。     

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在全局DEA框架下SBM模型基础上分解GML指数得到绿色技术进步指数,运用可行性广义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关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我国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对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就业率、产业结构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呈现严格正相关关系;城镇化对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对我国东中部有负相关影响.     

环境规制、绿色科技与环境治理绩效

文章选取2009—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应用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绿色科技和环境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结果发现：当下强制性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作用更显著;另外,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和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能力。据此,应更倚重强制性环境规制政策来治理环境污染,努力完善绿色创新体系,将着力点放在绿色科技的应用层面,解决绿色科技实际应用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     

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针对环境管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关问题,本文结合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提出绿色经济效率非参数条件效率模型,探讨和验证宏观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无条件的绿色经济效率都低于条件效率。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仅具有“时滞”性而且具有“非线性”性,随着环境管制程度的加强,绿色经济效率呈先降后升趋势。环境管制在长期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它的影响体现在对不同地区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先负后正的效应,而加强环境管制目前对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具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并将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分为区域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两个方面,利用2005—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环境规制与企业家精神的相互协调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在企业家精神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中发挥调节效应,有助于增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驱动效应。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述评

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理论上这个要素能够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但现实生活中自然资源常常阻碍了经济增长。文章通过查阅中外相关资料,就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及理论成果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放松规制、经济增长与交易成本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13.8%。研究发现,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交易成本绝对值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趋势,但其相对比重却保持相对平稳。节约交易成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政府逐步实施的制度变迁,包括放松规制等政策措施旨在降低交易成本。本文从历史统计数据出发,得出的结论支持这一假说。     

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文章选择中国2006—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其增长动力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制造业、服务业集聚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正式环境规制则抑制了绿色生产率增长,而东部与中西部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促进或抑制不同的效果;从传导渠道来看,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在于改善绿色技术效率,而服务业集聚效应在于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通过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来提高绿色生产率,但正式环境规制却抑制了绿色技术效率增长;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     

我国东中西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性分析

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关系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在东部和西部比较明显,而在中部不显著;相比较其他因素,经济增长状况对区域环境规制影响度比较强,同时各影响因素对环境规制影响效果也要受到区域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和企业生产效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度比较大,并呈现东中西递减的趋势。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证明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内生关系。     

中国外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针对当代中国能源技术进步与外部输入能源特征,提出外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概念,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应用扩展研究。结果表明,1992-2007年中国外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总体处于较高稳态水平,在2007年到达峰值后,2008年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并持续下跌至考察末期2015年。结果预示着外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支撑潜在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结束,中国需要符合未来能源使用大趋势的技术准备与产业布局的同时,应注重继续挖掘基于外部能源特征技术进步与扩散的收益潜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油料作物产出影响的研究——基于距离函数对技术效率的测度

在综述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基础上,通过距离函数测算了2001-2010年环境规制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四种油料作物的影响,从无规制、宽松规制及严格规制这三个层次揭示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区域的大豆、油菜、花生及芝麻在产出技术效率和生产力发挥方面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对于所研究的绝大多数地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该地区油料作物的产出技术效率,并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潜在生产力;而在极少数地区,较高的环境规制水平对技术效率的发挥已经起到了微弱的阻碍作用。最后,阐释了同一环境规制对不同产业产生迥异影响的普遍规律,论证了较为完善的环境规制应该是做为一个体系而存在的,为本国制定与完善环境规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

文章基于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对能源效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下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二者间呈“倒U”型关系;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比,调整质量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的融合发展对提升能源效率具有更强的效果;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门限效应,即当调整幅度与质量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更加显著地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