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牧对宋词的影响

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他对宋词有较影响：一方面,他的诗与“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词体特质相近,对词体形成有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他和他的诗句本身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不断地出现在宋词中,是宋词构成意象重要的元素。     

四声新探

本文根据现有材料对陈寅恪《四声三问》中认为四声的发现是受到佛经转读梵呗的启发而形成提出商榷,根据佛教《十诵律》以及印度佛教语言的史实认为汉语四声的自觉并非来源于佛教的直接影响;同时梳理了汉语四声声调发现的各历史阶段,在沈约四声论之前已有自觉的滥觞,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参考。     

宋词繁荣原因研究述略

隋唐以来,词体渐兴,至两宋蔚为大观。尽管人们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列为一代之代表文学的说法有不同见解,但对词体在宋代的繁荣并无异议。这的确是事实,与词的初始阶段即唐五代词相比,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都要超出几倍乃至十几倍,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第一流的词家;而词调之众多,词籍刊行、流布之广,风格流派之多样,词作艺术之成熟,更非唐五代时期所能有。然而,正如刘扬忠先生《宋词研究之路》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在宋词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宋词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探讨这一问…     

“中国声音”的演进——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之四声存废论争

明清以降的古音学者以“体用之辨”的眼光看待四声，将其视作天然古音掺杂后世人为元素后愈行愈下的退化表现。而随着西方语言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言文一致的文字拼音化改革，四声在新的知识范式下获得重视。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注音字母中四声符号的意见，不过主流的国语运动最终把四声确定为具有中国特性的代表元素。国语派知识分子提出国语罗马字方案，要求在新式中国拼音文字上用专门字母标识四声。这一做法在1930年代遭到左翼文化人的反对。左翼文字改革者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要求废除拼音文字字形中的四声。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语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占据上风，拉丁化派也开始向国语派的立场靠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者最终回到了民国初年注音符号的立场。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中四声存废论争呈现出学理背后不同政治文化在文字场域的复杂竞争样态。     

第一部四声谱——《周词订律》探论

杨易霖《周词订律》是民国年间编成的一部特点鲜明、成就突出的著作.是书以《彊村丛书》本《片玉集》为底本,参以诸本补选、校勘,订正字词与分片,又每于周词后附录他人"继声词"以作对照;创制了一套四声图式符号,于书中诸词一一严辨四声;不同于前人以文字标注句读,而以顿号表示"读"、以句号表示"句",详考句读.杨氏以醒目易记的图式符号,创为别具一格的体例,体现了他在词的四声、句法等方面既继承又超越明清词谱学家优秀成果的努力.《周词订律》第一次真正完成了四声谱的创制,是周邦彦词集传播史上的重要版本,也是研究词律与周邦彦词的可贵样本.     

论龚自珍与吴中词派的离合关系

吴中词派兴盛于嘉道年间,与龚自珍活跃在文坛的时间多有重合,且地域相近,自然成为龚自珍创作时重要的词学背景之一,也是其词学观的必要参照系.龚自珍虽与吴中词人有过交往,并有顾广圻、秦敦夫等讲求声律的好友,且与戈载具有相同的音韵学知识背景,但龚自珍的崇畅情、重自然等词学观与吴中词派的声律论实际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也决定了两者在词学上甚少交集.龚自珍的“尊情”观坚守以词抒写性情,在吴中的声律大潮中,讲究词的独特内质,在当时的影响固然有限,但其导向却堪称词体正大光明之途,其意义值得充分重视.     

论徐渭《四声猿》与儒家中庸思想的契合

徐渭《四声猿》代表明代杂剧最高文学成就。《四声猿》发抒作者狂放不羁的才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精神,也表达对儒家伦理思想价值的认同。徐渭在《论中》系列文章中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庸思想的认识,认为中庸即"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谓也",也即个性价值与儒家伦理价值之间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四声猿》体现个性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之间的谐调,与《论中》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异质同构关系。《四声猿》主旨契合儒家中庸思想,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形象阐释。     

齐梁诗歌声律论与佛经转读及佛教悉昙

齐梁诗歌声律论的核心问题是永明四声说 ,而永明四声说的提出受到了佛教文化多方面的影响。最为直接的 ,则是受到了佛教经论转读的启迪。其时 ,僧人和崇佛文人皆善转读 ,故颇重语言之声调 ,此实受围陀声明论之影响 ;又佛教悉昙总结梵语之摩多、体文 ,讲究反语为字。崇佛文人吸收后 ,与当时流行的双声、叠韵相对比 ,始发现汉语之四声 ,并把它自觉运用到诗歌创作实践中 ,提出“永明体”的声律要求     

论杜牧对宋词的影响

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他时宋词有较影响:一方面,他的诗与"词为艳科"和"要眇宜修"的词体特质相近,对词体形成有潜在影响.另一方面,他和他的诗句本身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不断地出现在宋词中,是宋词构成意象重要的元素.     

论浙西、常州词学的南北宋之争

清代词学,以浙西、常州两派为大宗。而两派论词,均以宋词为指归,只是南宋姜、张雅词符合朱彝尊、厉鹗“醇雅清空”的审美规范,因而被浙西词派所推崇;北宋浑涵自然的令词则给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留下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因而为常州词派所瓣香。所以说,南、北宋之争的实质乃是两派词学理论论争的表现。今日治宋词者在借鉴两派理论时,应还原其历史语境,跳出其门户之见,以还宋词本来面目。     

厚：清代中后期宋词风格论的，核心范畴

从乾嘉开始,清人多用“厚”这一范畴品评宋词,其理论内涵总体上可分为宋词本体之厚与词人主体之厚两大指向。清人认为,主体之厚决定词体之厚,故欲求词中之厚,必先葆主体性情之温厚,然后将家国、身世之感寄于物象,可得内在的有寄托之厚;若能将寄托之意出之以顿挫之笔,给人吞吐沉郁之感,便得外在的浑厚之风;而最高境界则是由主体温厚之性情与词体深婉之特性相交融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整体之厚。其他诸如“沉郁”说、“重、拙、大”理论等,在实质上皆以主体之厚为本原、词体之厚为指归。清人以厚论词,不仅为了疗救前期词坛空疏浅薄之弊端．更蕴含推尊词体的深层目的与巧妙策略。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论文人词对近体诗声律的模仿、突破与回归

文人词体有其独特的声律规范,这种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人对词体艺术性要求的提高,文人词声律也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最初,词律从模仿近体诗律开始发展,形成了一批音节平仄递用、小句平仄相对的声律固定词调,以规范词人的创作。随后,文人词体又因付诸演唱、配合音乐旋律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近体诗律。最后,由于一些通晓乐理之文人试图改变文字的从属地位,而采取"率意为长短句"后"协以律"的创作方法,令一些自度曲在声律上重新回归了传统近体诗律。     

“和韵”新论

“和韵”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提出的汉语声律原则,是刘勰对前人诗作声律的探索和总结,它为近体诗格律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根据。作者认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是“和韵”说的精粹,“和”是形成语言节奏不可缺少的对立因素,“韵”是声音节奏中的相同因素;二者是一组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是汉语声、韵、调对立统一的组合形式。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对以往关于“和韵”说的解释,如“双声叠韵说”、“四声八病说”、“平仄押韵说”等,进行了商榷。作者还运用语音实验图谱为其论点提供了佐证。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唐宋词研究遗存难题述略

本世纪的唐宋词研究成果辉煌,但也遗留下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举其要者包括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在世纪末对学科发展所作的历史性总结中,对这些遗留的难题进行认真全面的清理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有助于新世纪的学者知难而进,将词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别是一家”说与《词论》之关系试辨

对李清照的《词论》和其中的“别是一家”说，无论是褒者还是贬者，在两点上存在着共识。一是认为《词论》所阐释的都是词“别是一家”的特质；二是认为同“别是一家”主要是指内容风格方面，反对“以诗为词”。其实，这些都不符合《词论》的本意，也未俗易安的“词心”。贬之者以真承森先生为代表。他在（评李清照的铜论）——同史札丛之一卜文（载《光明日川1959年5月24日）中说：“吉就宋词发展规律来考察，她这篇文字是对宋词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其理由是：“李清照词论里一个主要问题，是北宋末年词和诗分合的问题，这是同史上一个…     

《词源》片论

本文从雅正词体本质观、以姜夔为词美理想范型、讲论词法的得失三个方面对《词源》下卷内容进行了论列。认为《词源》的词体本质观,是对两宋以来文人词和民间俗词分流、互动以及文人词内部变革两方面因素作出的一种主流趋势的凝结,也是南宋以来“复雅尊体”思潮辩证扬弃的必然产物;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以周邦彦为典范和《词源》以姜夔为圭臬,涉及的是雅词内部的不同审美理想,并不是根本的对立;《词源》在入元之后对宋词作法经验方面的概括总结,这实际上也显示着词体文学高峰期的结束,所谓“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既包含扶正示范的意思,更有为一代文学总结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