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溢价：理论机制及中国证据

本文基于出口产品“质”的视角，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显著提升了劳动力技能溢价，这种提升效应在高技术行业更为明显；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改善企业利润和绩效等机制提升技能溢价，但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技能溢价的产品价格机制未得到验证；技能溢价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为防止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加剧技能工资不平等，需要采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完善与高质量外贸发展相适应的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等措施。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影子银行体系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密切相关。文章基于2008—2022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运用ΔCoVaR方法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实证检验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影子银行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能够分散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当影子银行规模超过拐点时，对系统性风险具有集聚传染效应；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U”型影响主要通过期限错配和稳定程度两种路径传导，而通过信贷水平和非利息收入两种传导途径则呈“倒U”型关系；商业银行个体微观特征和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导致影子银行业务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的统计检验

劳动力成本是否影响我国工业结构？进一步,对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将产生怎样影响？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3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面板模型,检验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呈现“U”型关系：当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于门槛值0.1246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而当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于该门槛值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涵义是,政府和企业应该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积极引导和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服务业集聚对区域资源错配影响的非线性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对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及资源错配程度进行统计测度的基础上，对二者间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检验。结果显示：服务业集聚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之间均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考察期内我国约77%的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而加剧资本错配的阶段。从分行业检验结果来看，生产性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而消费性服务业不显著；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与劳动力错配的“U”型检验显著，公共性服务业则不显著。经测算，我国约63%的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正处于加剧资本错配阶段，而所有地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普遍较低，处于改善劳动力错配阶段。基于资源配置过度和不足视角的检验结果表明，资源错配类型的不同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基于半参数模型的Kuznets“倒U假说”再检验

为解决Kuznets＂倒U假说＂检验中参数模型设定误差问题,采用非参数方式考察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非线性影响,而控制变量采用了局部线性的设定方式,从而建立了一个可用于检验＂倒U假说＂的半参数模型。通过半参数模型,对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U假说＂进行了再检验,并将检验结果与参数模型进行对比。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Gini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呈近似＂倒U型＂曲线且处于上升的趋势;农村居民Gini系数与人均GDP的关系呈现弱的＂U型＂关系,拒绝了＂倒U假说＂。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使用2011—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从前沿技术差距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重点分析前沿技术差距对数字经济与企业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差异化作用。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两类创新发展；前沿技术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U”型，尤其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强；前沿技术差距导致在企业和数字技术的互动和融合时产生差异，进而对数字经济创新效果的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影响，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

本文采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呈显著的倒“N”型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基于空间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的双重视角考察发现:一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门槛效应,东部地区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正向非线性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和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二是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门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异质性,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均呈现倒“N”型关系,节能环保、新材料和生物等产业均存在“U”型关系,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表现为正向非线性效应.因此,实施差异化的研发政策,兼顾研发资源投入能力与管理能力提升应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中国工业经济研发活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4-2008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应用2004-2008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面板数据,从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工业经济研发活动的影响因素,特别地分析了产权结构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倒U型”假说成立;企业规模与研发产出的关系比较模糊,特别是如果使用专利数量衡量创新,企业规模和专利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表现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差异;国有资产比重增加无论对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都有抑制作用,技术机会系数对于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影响。     

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面板熵值法测度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与基尼系数方法分析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脱节;2008年以后,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表现为先降后升,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相对稳定。     

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生产函数和因子测度公式测算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碳排放强度，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关系；本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对相邻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存在“减碳效应”；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存在非线性影响，农业科技进步发挥了门槛效应，且整体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     

劳动力流动、资本转移和生产率增长——对中国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中：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本文使用常用的和扩展的shift-share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2004年期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即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绝大部分原因还是内部增长效应。因此，更合理的配置省际工业间的生产要素显得很有必要。     

信用秩序、制度依赖性与绿色经济效率

文章采用两区制空间Durbin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信用秩序的空间互动形式，运用空间计量法和准自然实验探讨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制度依赖性。研究表明：（1）“逐底竞争”和“竞相向上”非对称性并存是我国信用秩序空间互动的主要形式。（2）信用秩序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双重非线性影响，公共信用秩序、市场信用秩序与绿色经济效率分别呈“倒U”型和“U”型关系。（3）信用秩序的建立具有制度依赖性，地方法规和信用示范政策是信用秩序建立并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重要制度载体。     

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

采用1990年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月度数据,运用随机域回归模型、系列随机域的非线性检验方法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双向关系。通货膨胀率引起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两者呈现U型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起通货膨胀率先升后降,呈现倒U曲线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依赖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即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本地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整体上对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未形成显著的溢出效应。     

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基于分位回归验证Kuznets假说

文章运用分位回归方法探讨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位回归有助于解释在不同分位数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关系。结果表明：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体呈“倒U型”，但在不同阶段会呈现“N型“。二氧化碳排放高的地区存在着比较明显EKC曲线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水平提高，二氧化碳排放将逐渐减少，但目前我国还处于上升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