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与竞争优势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绿色创新视为利用性和探索性绿色创新的动态演化过程,遵循“过程—能力—优势”的逻辑范式,对“绿色创新—绿色动态能力—竞争优势”的机制与路径进行了分层解析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绿色创新对于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显著地正向作用,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绿色动态能力的完全中介实现的.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机制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供应链话语权两条路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重污染、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在各分项的良好表现均能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中美贸易摩擦、美国进口冲击与中国企业创新

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基于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来看,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优化了企业的专利申请结构,对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无显著影响。②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内资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总产出增加是由于高质量创新（发明专利）与低质量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同时显著提升导致的;外资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创新总产出下降是由于低质量创新显著下降、高质量创新变化不显著导致的,对低生产率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高生产率企业。③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为了应对美国进口冲击,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增加研发投入支出、优化就业结构、扩大就业规模,加快高质量创新,从而产生了“逃离竞争效应”。     

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结构方程以及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企业内部控制、融资和研发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内部控制对融资约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年轻的公司更具有创新的动力,非国有企业进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更高.用公司资本结构来衡量融资约束程度时,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内部控制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的抑制效应,对小企业的缓解作用更大.     

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财税〔2014〕75号、〔2015〕106号文件推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来识别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专利申请、终止、引用信息和财务报表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回归发现:数量维度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质量维度上,高创新含量的发明申请增长幅度大于“短平快”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企业专利结构改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还显著减少了授权专利的未到期终止数量、提高了发明申请的平均被引次数。拓展检验显示,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处理组企业的盈利绩效与资本市场价值,且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重)与高资本密集度行业(加速折旧的潜在收益较大)的激励更大。研究结论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能源消费、金融支持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研究

当前世界能源发展面临着供需结构不协调、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等不稳定因素,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源消费及技术升级需要,金融部门积极创新,加大金融服务供给,驱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创新,助力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鉴于此,构建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及引入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能源消费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影响的驱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能源消费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呈负向作用,而提升金融支持力度有助于制造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水平和金融支持力度可经过交互作用形成对制造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双碳”目标背景之下,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均加快了制造业绿色变革步伐;此外,外商投资和政府有效干预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转型。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首先,制造业要转变传统生产思想,认真贯彻执行绿色创新理念,深度融入绿色发展格局;其次,鼓励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绿色融资支持力度,并不断完善风险识别及管控措施;最后,政府应正确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提高决策质量、降低决策失误。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企业开放式创新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

在竞争、信息与资本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高成本的创新，已经不可能应对来自供应商、消费者、竞争者等群体日益增大的压力。企业必须能够吸收更广阔范围的创新资源，加快创新步伐，更好地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开放式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核心理念就在于不再区分创新是来自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创新是应用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     

以创新驱动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十一五”期间,江苏民营经济发展成绩显著：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产业结构趋于优化、社会贡献持续加大,但仍然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分布过于集中、发展层次不高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建议优化发展环境、加强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创新驱动步伐、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以创新驱动推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效率

文章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减少企业库存周转天数，提高供应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供应链效率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市场战略布局渠道、效率渠道以及融资约束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行业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效率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8—2019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6种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地区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促进作用呈下中上游递减的差异格局，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可以通过促进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以提升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其中环境规制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新型城镇化、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可为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一定经验和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评价的简约式HF-EDAS方法

绿色创新能力评价是准确把握企业绿色创新现状并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针对企业希冀明确评价指标的具体优劣势以激励自身不断改进并持续创新，文章依赖平均水平构建了一种新的犹豫模糊EDAS(HF-EDAS)方法。为解决传统HF-EDAS优势项值域不固定、优劣势度计算复杂及不能体现绿色能力边际递减的三大问题，提出了优势度在固定区间的简约式HF-EDAS方法。此外，基于集论思想提出了一种可灵活反映决策者主观偏好的广义HF-WH距离。以云南省四家绿色创新企业为例进行算法验证及结果分析，证明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而企业创新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运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管理效率、信息透明度、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来实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市场化进程引入实证分析中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阻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进程则会增强这种促进作用;基于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与非国有、成熟期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把 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加快培植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当前，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受到我国各级的格外重视。但忽容置疑，在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加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确实存有许多不协调的矛盾。作为在这一矛盾结合部上“萌芽”的新兴产业－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既能满足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遏制污染加重的趋势，在世界各国获得迅猛发展。因此，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被喻为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朝阳”产业。目前我国绿色产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刚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产品”和“环保产品”将会倍受人们的青睐，国内市场的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