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     

《爱莲说》主旨新探

荷花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比德”之花。宋代周敦颐《爱莲说》将荷花抬到了“君子花”的高度 ,成为士大夫人格的完美象征。本文对“君子”人格内涵进行剖析。“出淤泥而不染”不是对佛教典故的简单因袭 ,而是阐明了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中通外直”是理学心性修养学说、道德自隆意识与立身处世、伦理责任的有机统一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爱莲说》中其他关于荷花性状的描写也是“君子”人格的物态化展示。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庄子与道家美育观之建构

作为道家的代表,庄子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建构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礼乐教化和儒家学说的独特的美育观。庄子美育观首先通过礼乐批判体现出来,并集中地表现在以“道”为原则的理想人格和以“虚静”为核心的人生修养论方面,对理想人格的艺术创造性也有深刻揭示。这种美育观与庄子追求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的整体思想完全一致,与儒家美育观既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以成君子——儒家君子之学的来源与形成

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君子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春秋霸政时代的贵族君子,具有诗书礼乐的文化教养与责任担当精神。霸政之后,贵族君子逐渐不守秩序,丧失教养,导致“礼坏乐崩”。孔子发现,赖以支撑社会稳定的礼乐秩序首先需要君子的引领。贵族的倒掉是由于他们放弃了执守政治与社会的担当,其内在原因是对自我修身的放弃。孔子修《春秋》,重整社会秩序;以贵族的文化教养与担当精神教化弟子,塑造了传统贵族倒掉之后的第一个民间君子团体儒家学派。《论语》中的君子具有为政者与道德文化典范的双重意义。儒家的君子之学是以修身成就自我德行,以安人引领社会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美育思想初探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教化观念 ,并从内在心性修养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美育思想。孟子美育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 ,以“德教”为中心 ,特别重视内在道德情感的自觉培养 ,并与“性善”论和“仁政”学说相联系对礼乐的审美教化作用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孟子的“引《诗》论教”和“说诗论教”发展了孔子的“诗以义为用”的“诗教”倾向 ,具有明显的义理阐说意味。     

论孔子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是一种道德力量的人格。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在义利关系上,君子"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体现了"义以为上"的道德情怀;在人际关系上,君子坚持"和为贵",体现了厚德载物的宽容美德;在人生态度上,君子崇尚自强不息精神,保持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在道德品质上,君子奉行"忠恕"之道,实现"仁"德;在道德实践上,君子恪守中庸之道,追求德行的完美;在道德境界上,君子注重自身修养,提升道德境界。君子人格的现实价值:有利于社会主义理想人格的塑造;有利于人们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君子之道为何发端于夫妇——兼论孔子的夫妇观

孔子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赋予君子之德以夫妇关系的法定性、至真至纯的情感性、责任和无我的道德性,阴阳交合的和谐性,使君子之道成为激情的道德而不是教化的道德。孔子以夫妇之爱代替人人之仁,将君子之道区别于普泛伦理,这是他对儒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儒家教化观本义及其与当代公共管理的共鸣

儒家的治世之道是综合了礼、乐、刑、政的全方位“教化”观念。本文通过爬梳典籍,首先阐明“教化”之原本意义,以及它不同于“奴化”和“说教”的旨趣所在;其次分析“教化”之两端——“政”与“教”之间的关系,以具体理解儒家教化的施行方式;最后援引“公共管理”这一主张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充分合作的治理方案来彰明教化之思路,并借助“文化政策”的视角来理解教化对礼乐的运用。     

儒家人学视域中的荀子君子之学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德”)。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儒家修养论与心态和谐的构建

儒家修养论是中华民族精神与信仰的核心,它包括仁、义、礼、智、信、忠的基本品格、“三纲”、“八目”的修养境界和中庸与知行统一的个性培育.儒家通过正心、内省、慎独、博学、养身、礼乐以及外在教化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对儒家的修养方式进行创造性转化,诸如躬行实践、仁爱自律、节俭寡欲,结合社会引导,对于调理当代人不和谐的心态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诗》教视域下的夫妇之道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反映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中的夫妇伦理观念,婚前男女关系遵循匹配、感应、真诚、节制等原则,婚后夫妇关系遵循隆礼、齐家、葆爱、劝教等原则。这些价值观念可能仍然适用于现代夫妇伦理,但须进一步揭示其本体理据和实践工夫,以增强理论易代转化的普遍效力。此间,忠道为夫妇伦理原则的理论本体,确立于“天” “中” “诚” “一” “敬” “尽己”等内涵。恕道为夫妇伦理原则的实践工夫,落实于“仁” “正” “如” “推” “度” “贯”等意蕴。儒家《诗》教蕴含的夫妇伦理肯定人的主体性,也强调对主体性的规范,使现代性的夫妇关系在注重实现个体价值的同时,也可望臻至以君子人格为指归的生命修养境界。     

论孔子的理想人格及其特点

两千多年来,儒家倡导的以“仁”为核心和基石的“君子”人格,是一种大众化的理想人格,它在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形成这一理想人格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功不可没,他对“君子”和“仁”的阐释,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特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继承孔子关于理想人格的思想,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孔子君子人格思想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孔子的君子人格思想是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最集中的表达之一,其中蕴含着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与中庸之道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种孔子君子人格的实现可以概括为三个途径,通过博学修养君子人格、通过躬行练就君子人格、通过自省完善君子人格。孔子君子人格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都对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设立与实现、充实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要积极运用孔子君子人格的思想理论,加强这一思想的时代性阐释与实践性转化。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君子无所争”再解——兼论儒家“尊让”问题

《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在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中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疏释，有将“争”字泛化的倾向。《论语》一书中，“争”字凡三见，除此章外，另见同篇“君子矜而不争”章。三“争”字均非泛指，而是有特定的指向，即指争以力，这是与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对力的贬斥相一致的。将“争”字泛化，既不符合孔子的立身行世，亦不合于《论语》之思想，还会导致儒家君子人格的贬退。与“尊让”一样，“无所争”“不争”亦有其界限，在仁与不仁、善恶之际、是非之间，君子则当充分运用其智识、言语、技艺等等据理而争。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诗何以“观”而不“听”——孔子“诗可以观”补释

对于孔子“诗可以观”,以往的解释主要在“观”的价值和意义上,集中探讨诗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之关系,而比较忽视从诗歌自身入手研究。孔子何以不曰“诗可以‘听”’？究其原因,还有两点值得补充。那就是,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制度下,一是诗乐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日常的弦歌吟诵、外交的赋诗言志,还是集体的乐悬演奏,都主要是表演性、观赏性的,而不是聆听性的。二是诗乐本身具有绘画性的特征。     

致孝、立教、通幽明——王船山祭祀观的逻辑展开

王船山从孝道、教化与人生归宿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祭祀理论体系。船山认为,祭祀传达的是人们追念先祖、礼敬鬼神的情感,是仁孝的表现。仁孝是礼乐教化的根本,因此祭祀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教化举措。船山希望人们能够在祭祀中参悟“死生一气”“幽明一理”的道理,养成达观的人生境界。船山的祭祀观上承传统儒家的祭祀理论,重在倡明礼乐文明、重振社会纲纪,又融入气本论的基本立场,阐明报本反始、幽明一理之意蕴,“礼”始终是船山祭祀观的核心。船山希冀通过祭祀传达出一个真正的儒者所应该具备的价值追求,那就是既要践行礼乐之规定,达成仁孝的目标,又要关怀天地之大化,参悟幽明之真谛,实现豁达的人生境界。     

"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论陆九渊的伦理主体意识

陆九渊在论及"人以宇宙天地为己任"等到问题时,把人视为宇宙天地之主体,具有一种强烈的主体责任意识;他把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融为一体,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道德自律作用,进而倡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铸成理想的君子人格.本文主要从人作为宇宙天地之主体、道德认知体验之主体、道德实践之主体、君子人格之主体四个方面来探讨他的主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