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推动了黄河流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集聚从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河下游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明显高于中上游地区。应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产业生态、优化政府职能、创新体制机制,有序推动黄河流域制造业步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统计测度

文章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进一步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筛选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实体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均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提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呈现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南>大西北的空间分异特征;数字创新与实体创新是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使用SSBM-网络DEA模型,从创新链角度入手,测算了2014—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分阶段效率（知识研发效率与商业化效率）,并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探索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现状与演变以及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且数字经济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高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但数字经济下区域创新效率与传统区域创新效率总体水平均较低,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2）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明显,2014—2018年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呈优化趋势,省域集中度变差。（3）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活动第一阶段（知识研发）的效率,数字经济并未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中的商业化效率。（4）数字经济背景下区域创新效率总体呈现“知识研发效率极高-商业化效率中等”“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高”“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极低”“知识研发效率中等-商业化效率中等”4种典型特征。     

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重要表现。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的分析框架,手工整理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匹配数据,对中国282个地级市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对数字技术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因果效应及作用机理进行经验识别。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显著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增强通用性资产投资、打破地理空间局限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城市群地级市、高技术行业、数字化发展程度高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动能对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为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测度及其时空动态演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文章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14—2020年29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导致数字经济生产效率被高估;从分布上看,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呈阶梯状分布。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总体具有长期向好的趋势,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东部地区两极分化趋势减弱,中部地区稳步提升,西部地区保持稳定。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文章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融合路径和融合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边际效应更大。     

中国陶瓷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效率测度研究

以2005～2009年中国八大陶瓷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测算,发现我国陶瓷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效率发展不平衡,且总体存在技术无效率,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同时,为清晰地描述各陶瓷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模式,文章利用spss软件对各集群技术创新效率与创新投入均值进行聚类分析,从而较好的区分了八大陶瓷产业集群的不同创新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类创新模式做出了比较分析。     

对珠三角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的测度

本文在比较国内外产业竞争力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选择因子分析法来测度珠三角制造业产业竞争力,研究发现:珠三角具有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产业主要是石油化工、仪器仪表、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医药制造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饮料、食品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纺织服装制造业显示竞争劣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部分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型产业竞争优势丧失。汽车、电子、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产业竞争优势的测度及浙江制造业优势特征研究

产业是否具有优势 ,主要是从贸易利益实现的角度来审视的。从这一角度定义产业优势 ,是指 :在不完全竞争的多维世界里 ,一国产业国际竞争中建立起来的、在资源获取和利益分配方面相对于竞争对手和竞争产业的特定的优势。它包括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 :一是某一特定产业在不同产业间的世界资源配置中是否占有特定的竞争优势———表现为产业间竞争优势 ,即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竞争状况 ;二是在该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某一特定的国家相对于其它国家是否具备竞争优势———表现为产业内竞争优势 ,即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状况。产业间竞争优势的强弱主要是由产…     

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上游地区为例,从农业内部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先进技术对农业渗透型融合等四个层面,构建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熵值法综合评价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基于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对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从0.2088提升为0.6116,提升了0.4028,在四种细分模式中,先进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发展态势最为突出;四个省份中,四川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较高,云南省、贵州省则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土地流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环境质量、人力资本、金融发展等因素都从不同程度作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因素因为模式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作用。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和17个分行业的的面板数据,应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从地区和行业角度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和金融机构支持显著地阻碍了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其对行业的负面作用并不显著;对地区和行业创新效率的改善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素是国际贸易出口;产业规模对地区创新效率的改善有显著作用,但对行业的正向作用不显著;FDI显著地正向作用于行业创新效率的提升,所有制因素显著地负作用于行业创新效率改善。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测算

文章采用三阶段DEA模型方法,选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7个细分行业领域,实证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态势。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不同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差距,经三阶段DEA模型调整后,七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更加趋向平衡,但行业效率水平都偏低。政策扶持、技术支持等环境因素,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带来更多的研发创新投入冗余。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