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二阶段熵值法和时序加权平均算子进行静态、动态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四大地区的时空差异演化。研究发现：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呈上升态势，大致经历扩张期、培育期、提升期三个阶段，这与经济发展轨迹一致；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均衡性，静态发展水平与动态发展实力均为“东强西弱”，而发展速度为“西快东慢”。区域差异时间维度上总体差异略有下降，空间维度上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期内，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31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并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异特征；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HH集聚和LL集聚；影响因素按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基础设施水平、产业结构、经济驱动和政府调控，并且各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文章将空间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从空间分布、空间集聚和空间差距三个角度出发,综合采用重心模型、莫兰指数、基尼系数和极化指数,系统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稳步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呈现“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其增速呈现“东慢西快”的分布格局;出现了一定的空间集聚趋势,低低集聚范围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空间差异整体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导致东、中、西三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发生的主要原因;极化指数整体呈下降态势,极化程度不断减弱。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测度我国整体及四大经济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运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探究我国省级层面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整体上，全国及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全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市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韧性水平,采用改进的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和SDM模型系统考察了中国城市韧性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1—2020年各城市的韧性水平均有一定提升,空间上城市韧性水平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分异规律。总体上,在2017年之前,区域间差异主要由超变密度构成,而2017年之后,区域间差异主要是由区域之间的净差异构成。城市韧性逐年上升且分布越来越发散、城市韧性较高的城市与全国平均值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且全样本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城市韧性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由空间溢出性分析可知,邻近城市环境压力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提升本市的城市韧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性、政府科教重视程度、人口集聚程度和城市发展类型均会分别对本市和邻近城市的韧性水平产生影响。     

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结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特征，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区域差异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区域内部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数字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以“低低”聚集为主，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强；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通达性和非均衡性，各省份之间空间关联较少，但彼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相互联通，网络整体的抗毁性和稳定性较好。     

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

文章从数字营商环境内涵出发,基于“数字空间”建设和数字赋能传统营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构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fsQCA组态分析法,测评与分析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与差异,探讨了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路径。结果显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呈现“东部>全国>中部>西部”且高数字营商环境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全国总体内部差异最大,东部大于西部,而中部最均衡”的区域内部空间差异特征、“东-西差距>东-中差距>中-西差距”的区域间空间差异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各维度间存在明显不协调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数字营商环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均存在瓶颈;存在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不同路径,即数字政府主导下的数字市场驱动型、数字政府主导下的多维度协同驱动型以及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金融与法治驱动型,且数字化政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经济发达省份更倾向于多维度协同驱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刻画其区域差异和演变态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差异看，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但总体上两者区域差异不断下降，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从演变趋势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状态转移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该促增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构建了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其聚类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进一步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等方法，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呈现良好趋势，但生态建设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2）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并具有鲜明的区域非均衡特征；（3）各地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东部-西部、东部-中部子群间差异较大，但呈现显著缩小趋势，并且子群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中国以及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存在σ收敛，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差异显著；（5）各地区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省份位于“H-H”和“L-L”集聚板块，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