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

文章采用2011—2020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测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从富裕度、共同度、可持续度三个维度测算出共同富裕指数，并研究城市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结果显示：（1）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正向影响共同富裕。从三个维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且数字产业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2）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创新能力和社会消费效应影响共同富裕，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6.01%，区域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为1.79%，社会消费效应的中介效应为5.74%。（3）在基础设施完善、城镇化水平高以及创业活跃度高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应用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双元创新理论,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和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信息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够发挥有效的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双元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制度环境可以起到有效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试验设计的方法论证了财政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两个原因:(1)政府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政府投资力度越大其推动经济发展越快,而我国政府投资区域差异很大.(2)我国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IV-2SLS）和广义空间三阶段回归（GS3SLS）模型，验证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业数字化会促进数字产业化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在其双重内涵的协同作用下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生存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和环境支持这三个途径助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关系的实证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从全国和区域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就业（用失业率衡量）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联动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整体就业，但其实际效果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呈现抑制作用。此外，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负向关联，二者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反馈作用甚微。     

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作用路径上，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显著的；在2015年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以后，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下，数字经济均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高人力资本的作用力度更大。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产业政策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专利及财务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对数字经济行业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信用贷款对数字 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对数字经济行业细分类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依然是影响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较为显著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政府补贴对电信传媒和软件信息行业专利申请和发明的影响更为显著,行业准入制度对软件信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均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行业准入制度和税收优惠均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 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剖析其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作用机制异质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整体上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效应为4.8%，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其对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中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下游地区，而对于上游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分区域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对各区域均起到促进作用，但出口开放程度、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教育投入对各区域产生了差异化影响，从而导致战略的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刻画其区域差异和演变态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差异看，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但总体上两者区域差异不断下降，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从演变趋势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状态转移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该促增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数字经济、创新绩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不论是用差分GMM还是系统GMM估计方法,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对中小城市的影响高于大城市和超特大城市。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创新绩效提升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正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探究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293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集，验证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探讨盗窃犯罪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证明，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区域盗窃犯罪率进而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消费者的出行安全进而影响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于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差异展开讨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建设能弥补旅游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地理位置和市场劣势，提升旅游吸引力。此外，旅游资源禀赋越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表明旅游资源禀赋是决定区域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为其带来“锦上添花”的作用；而旅游接待能力越弱的地区，其数字经济的发展越能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水平，数字经济与旅游接待能力之间存在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