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古代白话自汉魏之际始现于书面语,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随着由雅趋俗的文化进程,广泛渗入多种文体。在此语言背景下,古代小说语体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文言小说语体变华艳为平实,出现浅俗化倾向,这是后人认为宋人小说不及唐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白话小说语体的形成,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话本既非说书人的底本,也非记录本,而是为了满足雕版印刷的出版需要,模拟说书艺术以书面白话语创作的新型小说文体。白话小说的繁荣,扩大了白话在书面语中的比例,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汉语的进一步发展。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传统“文章学”与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

“五四”初期“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的论争,从概念层面将文学性的“散文”从传统“文章”中剥离出来,散文成为独立的文类。但传统文章学仍从正反两面影响着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建构。一方面,缘于对传统载道散文的拒斥,现代文论界纷纷译介西方随笔及其自我表现精神,普遍认同家常絮语式的散文;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散文写作的公共性与个人性的问题上,文论界又回到了传统文章观念,只是诸家选择了不同的流脉和路径。此外,现代文学史上众多关于小品散文的“作法”和“讲义”,在潜通暗接传统文章学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散文创作的经典化和类型化,成为构建现代散文文类观念的重要一环。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形象——以“五四”小说中的性爱主题为参照

莎菲女士对凌吉士的感情是欲望性的,它显示了"五四"新文化的性爱解放性质。但是"五四"的人性观、爱情观也包含了"灵"的成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欲望进行限制。对欲望的解放与压抑的倾向在"五四"两性关系小说中扭结在一起,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爱情心理与观念就突出展示了这两种线索的矛盾性,这篇作品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时期"灵肉一致"的人性观、爱情观的一种拷问与质疑。     

论儒家“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的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审判实践有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尽力减少官府对民众的压迫;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审判机制保障民众权益;三是尽量减少民众的讼累;四是限制刑讯并减少限制民众人身自由的措施。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国宋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

“语”是一种古老的文类,是古人知识、经验的结晶和为人处事的准则,其中蕴含着民族精神,充满了先民的经验和智慧,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共同的思想、话语资源。其体用特征是“明德”,这一体用特征是“语”区别于同期其他文类的身份证明。它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的两类,每类又表现为散见的或结集、成篇的两种。散见言类之“语”的文字标志是“语”、“言”、“谚”和部分“闻之”;结集成篇的言类之“语”则集中地保存在先秦迄两汉的文献中。探讨“语”这种文类的体用特征、存在形式、渊源与流变、思想史、学术史和文献学意义,藉此展现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尤其是春秋战国思想家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平台,进而揭示在“语”的传播过程中若干文化现象的现代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代诗学视阈内的“健”范畴

"健"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出现于汉魏时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在宋代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显示了宋人诗文相通的文学观念,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以"健"论诗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儒学思想文化背景,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宋人学杜、尊杜的重要表现。     

论宋代文言小说的补史意识

宋代文言小说创作深受史传文学传统和史官文化精神的影响,具有明确的"补史"意识,遵循史家"实录"原则,发扬批判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魅力。     

以雅入俗——宋代小说的普及与繁荣

宋代小说比唐代小说更为普及与繁荣,表现在小说有了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群,作者也由文士向俚儒野老扩展,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日渐趋俗,数量也大大增加等几个方面。宋代统治者对小说的喜好和有利于小说发展的文化政策,崇儒兼容佛、道的宗教政策给小说的普及和繁荣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宋代小说入史之举和私史编撰之风的盛行,使小说创作者能实现其人生价值,促进了以史为楷模的小说的大量创作与繁荣。宋代印刷术的革新及印刷业的发展又给宋代小说的广泛传播普及繁荣并实现其经济价值带来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物质保证。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论台湾“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

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台湾"新世代"作家创作的抗日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相较于老一辈本土作家,"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不再局限于"日据"台湾题材,而涉猎到大陆的抗日战争和南太平洋战争。而与大陆去台作家相比,"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已基本不带反共色彩,更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和赢得两岸读者的认同。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新世代"作家的抗日小说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现代派灵活多变乃至诡异的色彩。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

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论宋代文言小说中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学史意义

从北宋到南宋文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身份、性格、行为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因为两宋小说作者在创作中采取了不同的视角，在女性形象中寄托了不同的人生理想，从而赋予女性不同的心理和行动。这种差异并非孤立，它不但使两宋妇女形象有不同的美学意义，而且与宋代小说的总体演变相一致，是整个小说史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     

论叶广芩家族小说的“贵族”情结

出身于清朝贵族世家的作家叶广芩,以一系列描写清朝京骑贵胄生活的"家族小说"而享誉文坛。独特的家世背景和生命体验为她的家族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背景和丰富的素材,贵族的生活、贵族物文化、贵族子弟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得到鲜明的呈现,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本文结合对历史语境中传统贵族文化的整体观照,通过对叶广芩家世背景及其小说创作动因的分析,探讨小说所体现的"贵族"文化情结。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辨——从“小说”之两类概念谈起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是由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此论一出,便得到了大多数小说研究者的赞同,后世因循,几成定论。其实,不论是对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对于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论点都是不适用的。     

澄江霁月清无对——论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

宋代山水词在整体上体现出以＂清＂为美的审美特征,具体表现为超然脱俗的意境铸造、单纯优美的意象选择、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和流畅明快的音乐节奏。宋代山水词的＂清＂美风格是宋人超越性审美追求的体现,清冷素淡的意境营造既体现了词人对高尚人格的企望,也沉淀了他们凄苦沧桑的心灵体验。＂清＂美构成了宋代山水词的主要艺术特色,但也使之多少带有单薄纤弱的缺点。     

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的“越界”考察

“越界”是1990年代马华新生代散文发展的重要特征,路径有二：其一是“跨文类”,即打通散文与诗歌、小说诸体裁间的壁垒;另一是“次文类”,即将文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诸学科间的界限打破,在散文内部形成各种微型文类。论文拟考察新生代“越界”的资源、过程,并辩证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