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身份与生命意义：肺癌网络社区的疾病叙事

文章通过对国内"医享网"癌症社区"肺癌圈"中33篇精华帖的叙事分析,探究其中生命故事的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建构路径及其对生命价值的意义探寻,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些反思。研究发现,在自述和他述生命故事中,叙事者在信息寻求过程中改善自我印象,并运用"写作疗法""阅读疗法"和叙事隐喻理解疾病,帮助患者重塑自身角色。通过社群互动,患者形塑了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形成了集体层面的生命价值观。从本研究的结论看,疾病叙事是癌症网络社区患者建构个体身份、形成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叙事或可成为未来增进社会对癌症乃至其他疾病的理解、推进治疗与康复的可行之路。     

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论《大黄蜂》的听觉叙事

在《大黄蜂》这一叙事文本中,彼得·汉德克借助多人称视角变换和个人型叙述声音与作者型叙述声音的同时融入,营造了多重叙述声音,同时通过塑造丰富的声音意象,使作品呈现出多样的声音景观。彼得·汉德克融历史意识与自我认同为一体,通过听觉感知的书写,将特有的声音景观潜藏在对记忆的追溯中,将个体感受与现实和历史的内部相联系,并由此探索历史的意义,积极追寻新的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认同,展现了一个极其广阔的内在表现空间。     

身份认同与自我身份叙事的认知路径阐释

身份研究经历了从先验先知、主体内省到社会论的裂变与转型。身份认同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过程,多重自我表征身份构建的理论有多种,其中类化、认同与比较是身份构建的基本环节。一体化叙事行为缩短了自我认知与自我身份构建之间的距离。自我身份构建的基本途径是叙事,自我叙事是自我身份构建的核心。从自我主观印象到形式化的描述不仅对叙事是必需的,而且是自我认知阐释的方式。基于社会互构论,采用质性分析的方法,从叙事、自我、身份进行三维重构,探索叙事在自我身份建构与认知过程中的效用。研究发现：社会认同影响自我身份认知,自我认知通过自我叙事、心理叙事和伦理叙事得以展现;离散的事件通过自我叙事构建完整的生活;自我身份建构通过有效的叙事系统完成。叙事视角的语言学概念将叙事的事件、行为、人物和相关情况与叙事者观点联系起来,叙事视角对深度分析事件有重要意义。     

行动中的土匪 ———来自盗区民族志的反思

走入20世纪初豫北盗区,以青春结帮的传记方式,反思何为土匪.关注青春结帮冲破庇护政治,获得精英合法性的过程.与以往的研究"地理决定论"不同,虽然也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但更为关注青春结帮的成员作为生命个体经历的挫折和进取环境,因此,青春结帮的自我认同就穿插了三种声音或三种视线:(1)青春结帮成员从被抛弃的身份到承认政治的抗争;(2)研究者带着自我的身份危机移情到他者的行为叙事中;(3)盗区村民对外部命名从区隔到认同过程中所隐含的反抗和反省.这三种声音在青春结帮的身份困境中相互映照,汇合为主观认同,勇敢地表达了对社会正义超越世俗偏见的反思.     

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

在身份认同的相关理论中,有一种关键的认同理论尚未引起学界重视,即身份认同的叙事建构论。叙事建构论认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叙事身份的获得。新媒体时代的身份认同,则无法脱离新媒体叙事中的身份认同。新媒体的主要特征是交互性,与此类似,交互性同样是新媒体叙事的主要特征。新媒体叙事的交互性主要涉及三重交互,即用户与创作者的交互、用户与作品(媒介)的交互和用户与用户的交互。而这三重交互的新媒体叙事均在逐步强化对虚拟身份的认同,以致用这种虚拟身份取代甚至消除现实身份。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便是虚拟身份对现实身份僭越,并最终成为"现实身份"的过程。     

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机制及其思考

在各种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意见领袖对舆情烈度、指向、效果都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网络力量。若要对意见领袖形成正确认知,则必须聚焦于其群体及个体,看他们如何进行身份想象及公共表达。通过借助有关“身份”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具体案例对网络上一些意见领袖的言语和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其身份想象的一般路径进行探讨,认识到这些意见领袖是通过个性化叙事与连贯性的表达、与粉丝或相近群体之间的驳斥竞争来获得普通网民的认同,从而塑造其领袖身份并形成影响力。作为舆论领袖本身应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合理利用自己的舆论力量,而作为后台监管平台以及普通粉丝又该如何科学地对这些舆论领袖进行管理监督的方法,为营造出一个真正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提供参考。     

论《爵士乐》的后现代身份叙事

《爵士乐》中“痕迹”与“裂缝”的双重意象揭示了白人文化冲击下黑人身份的错位与缺失。在对黑人身份进行重新建构的过程中,作者莫里森将爵士乐即兴变奏的特点变为文本的一种叙事策略,凸显了后工业社会中个体身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为少数族裔在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中实现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指出了一条可行性道路。     

复合型民族与身份认同

传统社会中,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具有相对的自然特征,其身份认同也具有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但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加剧的时代,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变得“不自然”.更加密切的接触、交流、比较,“文化自觉”越来越突出,因而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复杂、迫切、重要.当代的中华民族就处于这样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中,“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因而也成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基于牟钟鉴先生关于“复合型民族”思考的启发,从历史上北魏政权的认同实践和现实中真切的生命关怀,我们认为超越地域、民族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文明认同”,不仅是过去中华民族发展中珍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当代中华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近三十年女性成长小说中的自叙传叙事

近三十年来,女性作家在书写成长时倾向于以个体真实的生活经历与生命体验为原型,以自叙传的叙事方式来摹写与虚构“我”的成长故事,表现“理想的自我”与“体验的自我”之间的反差。在成长叙事中,主体性别意识的自觉往往与真实的历史情境相融合,女性成长文本与作家的现实经验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映照的关系,使自叙传这一叙事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论《倾城之恋》的时间观

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中国古代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础的循环时间观,是张爱玲感知世界、阐释人生的基本方式,张爱玲以此对抗为近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线性时间观,有意模糊时间的目的性、方向性和时代性。以《倾城之恋》为个案,探讨循环时间观对小说叙事的影响,进而分析这种时间观的成因及其意义。     

《八里荒轶事》的苦难叙事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在当前的底层叙事中独树一帜,他以民间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现实社会,他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充分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用切近底层的话语表述还原了底层生命个体的无望的真实。     

一只叫"太平"的狗的故事——读陈应松小说《太平狗》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在当前的底层叙事中独树一帜,他以民间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现实社会,他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充分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用切近底层的话语表述还原了底层生命个体的无望的真实。     

社会·生命·民族——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与自我认识

“认识自我”是诗人所必然面临的人生课题,自然也会体现在诗人的诗歌创作中,不管是对社会“大 我”的歌颂,还是对自我生命的沉思,以及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认识自我”都是牟心海的自觉追求,也是其诗作贯彻 始终的主题。     

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及其教师教育意蕴

现有相关研究都强调了专业身份认同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而理解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则充满挑战。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试图从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定义、自我的定位、能动行为、情绪、叙事和话语、反思的作用等维度来理解教师身份认同。另外,也特别关注了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关系,探索其对教师教育的意蕴。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米兰·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身份认同模式

流亡状态下的个体把追寻自我的认同作为生命的本能,但认同的过程必然有其复杂性,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就呈现出个人核心的单向认同、价值核心的双向认同和双重身份的去核心认同三种身份认同模式,这些认同模式象征性地反映出米兰·昆德拉对现代性社会下的时代和个人身份的认知状态.     

陈应松的《母亲》与三个批评关键词

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在当前的底层叙事中独树一帜,他以民间化的立场来审视和评判现实社会,他对底层经验的表述,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充分介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与情感世界之中,用切近底层的话语表述还原了底层生命个体的无望的真实。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自我评价活动和自我意识的自觉

自我评价就是主体对自身的评价活动,可分为个体主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和群体主体的自我评价活动。自我肯定以“我是什么”为前提,以“我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为基础。自我意识既有“个体”形态,也有“群体”形态。与自我认知相比较,自我评价对于自我意识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意义更大。自我评价是“自由的首要条件”。     

食物叙事与文化身份政治——论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

美国亚裔女性文学中,食物成为族裔书写或身份叙事的重要手段。通过印裔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同名人》中的印度小吃、牛排等食物符号,解析后殖民女性文学中的身份叙事,探究多元文化背景下印裔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认为:第一代移民恪守印度饮食习惯及禁忌而保留了其“印度性”,而第二代移民的饮食习惯则更为多元,尤其是主人公果戈里排斥自身“印度性”而完全拥抱“美国性”导致其身份认同危机,最终通过印度饮食习惯及禁忌愈发了解母国文化,并建构其“混杂性”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