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统计检验

在高质量发展与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文章以2008—2018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从效果和机制角度统计检验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实际社会保险缴费并非完全成为企业负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价值,作用机制表现在效率工资效应、现金流抑制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即通过提高员工工资、减少新增投资、增加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正向作用于企业价值,并且,二者的影响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和低创新水平企业中更为突出。文章的研究成果,通过系统识别“五险”费用与企业价值的因果关系,建立起宏观制度与微观企业行为、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为理解“减税降费”政策的内在逻辑、激发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技能结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考虑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互动现象,基于互补理论构建了劳动力技能结构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微观机制。同时,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互补效应,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规模企业、年轻企业和中西部地区高等技能劳动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互补效应更强。     

高管教育背景、风险偏好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非金融、非ST企业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不同条件下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背景通过改变高管的风险偏好水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抑制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与高管教育背景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中存在互补效应。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衡量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与企业发展导向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和价值增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影响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重构和能力重塑视角,利用2397家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201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来看,当数字化转型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均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处于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发展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吸收能力和双元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多重链式中介效应。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

文章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考察了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即企业所在城市区块链发展水平越高,其企业创新能力越强。进一步检验发现,区块链发展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这条渠道影响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区块链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在高科技行业和民营外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区块链发展、重塑企业经营生态格局,才能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从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政府数据开放、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数据作为新时代数字技术与国民生活深度交融的产物,已经成为极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创新潜能。近年来,随着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序稳步推进,政府开放数据背后隐藏的潜能对微观企业技术创新乃至社会价值的创造都有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2018—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从城市层面探讨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推动企业创新,在进行估计方法、变量测度、样本敏感性以及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提高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数据开放对中西部地区、高科技行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构建、测评与结论

在分析企业技术竞争力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技术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评,通过构造判断矩阵并伴随一致性检验,得到了各指标体系的总排序结果。研究表明,从准则层的3项目标来看,企业的技术创新竞争力对总目标的影响权重占有绝对优势;从指标层的29项评价指标来看,影响最大的10项指标在对总目标的影响权重值中占大部分比例,这些指标是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水平的关键所在。     

员工持股计划、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资本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资本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将显著改善企业资本投资不足,但对投资过度并未有显著改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将带来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进而缓解企业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监督治理机制作用较弱时,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弥补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缺陷,缓解企业资本投资不足。     

数字金融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文章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理论机理,并基于2010—2019年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雇佣,一方面,数字金融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使得企业劳动雇佣增加,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增加了新企业创造的劳动雇佣,通过减少企业退出市场防止了退出企业缩减劳动雇佣。并且,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根本保障，也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20年沪深两市A股2 8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案例，基于“外部环境—内部资源—自身能力”的逻辑框架，通过构建多因素协同联动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态模型，采用fsQCA方法探究多重因素协同驱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第一，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且企业自身能力在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中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第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多因素协同联动作用的结果，具有“多重并发”与“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共有3类，分别为资源—能力双轮驱动型、环境—能力内外联动型和环境—资源—能力协同驱动型。第三，异质性组态分析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在2019年和2020年具有稳定性；营商环境是驱动沿海地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在非沿海地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中贡献较少；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受内部资源与自身能力的协同影响，而非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则是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自身能力3个维度联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二、三产业部门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驱动路径分别具有能力主导、资...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经营活动的跨国转移,是“创造”还是“转移”了本国就业？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5-2007年1016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数据匹配和倍差法(DID)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经过检验有如下发现: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二,与其他投资动机比,商贸服务类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第三,对高收入国家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在本国就业的增长,而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并没有明显替代本国就业;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创造”了国内就业.     

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中介效应视角,实证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过程中,管理者过度自信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即投资者情绪在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直接促进作用的同时,还通过塑造管理者过度自信最终导致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