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利用包含非合意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陕西省1981-2012年包含能源消费、环境污染的绿色TFP,发现陕西绿色TFP总体为增长趋势,表明陕西32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道路值得借鉴,且西部大开发确实对提高陕西省绿色TFP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帮助;并基于VAR模型,从长期协整与动态脉冲两个角度对影响陕西绿色TFP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市场化程度对绿色TFP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对绿色TFP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能科学的反映当前环境资源刚性约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文章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2003-2012年间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后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侧重研究了表征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反映技术效率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自主创新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而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影响作用却不显著,甚至于相邻地区的技术引进对省际GTFP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作用.     

湖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与分析

文章运用熵值法计算了1981-2015年湖北省污染综合值,并利用索洛余值法和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了湖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测算了各投入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资本投入对湖北经济的贡献作用最大,其次是环境污染;湖北经济绿色转型压力巨大,特别是2000年后.     

基于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检验

一般生产函数模型中的劳动力投入概念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从资源角度看,没有充分体现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二是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没有企业经营总费用概念全面。文章将人力资本因素归入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素中,用企业的总费用理解为企业在一定投入资本和生产率水平下的需求,提出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的生产函数命题,并实证检验其正确性。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测算与区域特征分解

文章运用超效率EBM模型和GML指数对2006—2020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动态测算,并引入版块维度对其区域差异进行考察,研究表明：（1）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掣肘于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2）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平稳向上;从省域看,以2015年为界分为动荡期与平稳增长期;从地理版块和城市群版块看,无明显变化节点,但不同地理版块的生产率受区域资源及地带影响,城市群版块的生产率受产业结构及行业转移影响。（3）从空间集聚特征看,地理版块不存在空间集聚性;而城市群版块在2009—2020年高质量集聚区较少。     

西安市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采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使用丁伯根技术进步定量评价方法,探讨全要素生产率对西安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对外开放、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市人口比例和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等因素对西安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应着眼于全方位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改变科技资金投入的来源,优化要素的配置结构,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使经济能够取得持续稳定的增长。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测算了1988—2006年间中国29个省份教育不平等及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等相关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教育不平等及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对TFP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样本的教育不平等对TFP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对TFP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只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TFP增长具有显著正影响,中等及小学教育人力资本对TFP增长不具有积极影响;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教育不平等及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对TFP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时空演变

文章将非合意产出农业碳排放纳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框架,基于SBM-ML指数法测算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泰尔指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对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时空演进态势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并存在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双重驱动的现象。（2）我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三大地区划分视角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持平,东部地区次之;从八大经济区视角来看,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快,东北综合经济区的年均增长率最慢。（3）通过泰尔指数可以看出,各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组内差异,三大地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高于八大经济区的组内差异贡献率;核密度估计曲线整体有右移倾向,说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地区差距大致经历先缩小后增大的演进过程。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体系及驱动效应研究

在分析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工业发展的现实,构建了包括基础动力和创新动力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长的动力体系,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工业GTFP增长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基础动力和创新动力呈现1∶1.05比例结构,创新动力要略强于基础动力;东部地区的创新动力要显著强于基础动力;中部地区基础动力仍占主导地位;西部地区两种动力发展趋势相当。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动力对工业GTFP的驱动存在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     

国有企业并购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选取2008—2018年378家国企并购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购行为对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并购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在并购当年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其他年度,并购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并购前。在并购后期,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变化,拐点大概为2年,即并购当年和第二年国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第三年开始下降。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服务业地理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EG指数对我国2003～2010年14个细分服务行业的空间地理集聚程度进行了测算,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就服务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集聚结构较差,各行业的集聚程度有所不同;不管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门限回归模型都表明,我国服务业集聚主要是推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门限回归模型还表明服务业空间集聚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主要是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将逐步减弱,服务业空间集聚应该有一个最佳规模.     

营商环境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营商环境对TFP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使用2002—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超效率DEA与门限模型探讨了营商环境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期间营商环境得分呈上升趋势,按均分从高往低依次排序为：成本环境、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境、社会服务环境与生态环境,且各省份营商环境发展不均衡,得分中位数靠后;营商环境对TFP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即优化营商环境对TFP产生正向影响,且贸易依存度越高的地区影响越大;营商环境对TFP具有门限效应,超过门限值时,影响系数下降,即相对较差的地区优化营商环境对TFP的促进更为显著。     

长江经济带财政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模型分别对财政效率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财政支出资金得到了有效利用,但利用效率呈“U”型发展态势;财政收入效率整体DEA有效,但发展存在波动。（2）该经济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发展态势,生产有效年份占40%。（3）当以一般预算支出、一般公共服务和财政压力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支出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当以一般预算收入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收入效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当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财政压力为门槛变量时,财政收入效率具有较为显著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