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与劳动力错配

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制造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年均增速为11.8%。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年均增速较高,已形成"东部领跑,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数字经济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人工智能制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莫兰指数刻画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自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社会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水平不断上升,且在空间上具有正自相关性,并以东部地区省份的“高-高”集聚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低-低”集聚为主;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绩效提高,且该促增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和社会层面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和低城镇化地区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同时对邻近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内发展不充分问题，文章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界定，据此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错位修正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从时间上看，样本研究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升有降，大多数省份均在上升但增速不高，从空间上看，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特征，同时具有较强的集聚性且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地区。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各省份人均文化事业费指标的统计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及马尔科夫链模型，探究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空间特征及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点，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水平集聚为主，各省份空间相关类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全国及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省际差异均不断扩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布形态由多峰逐渐演变成双峰，中部地区的分布形态则经历了“单峰—多峰—单峰”的演变过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的分布状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及较低的内部流动性。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经济发展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撑，把握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7—2019年的相关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状况与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现增长态势，沿海协调度等级高于内陆。空间关联格局中，“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要提高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应充分挖掘协调发展的实质，加强跨区合作，提升整体协调发展程度。     

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扭曲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三次产业的就业和产出份额,测算2008—2018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产业结构扭曲指数,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产业结构扭曲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产业结构扭曲明显缓解;从全域视角来看,产业结构扭曲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特征;从局域视角来看,产业结构扭曲主要呈现“高-高”和“低-低”集聚,且“高-高”集聚的城市占比逐渐下降,“低-低”集聚的城市占比逐渐上升;从影响因素来看,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和纵向财政失衡能够显著加剧产业结构扭曲,而金融发展和投资能够显著抑制产业结构扭曲;忽视空间溢出效应,将会低估各因素对产业结构扭曲的影响。     

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结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特征，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区域差异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区域内部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数字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以“低低”聚集为主，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强；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通达性和非均衡性，各省份之间空间关联较少，但彼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相互联通，网络整体的抗毁性和稳定性较好。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各区域保险业发展的空间自相关的强度大小进行分析,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保费收入为观测值指标,运用Moran指数I对我国各省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各省域间的保险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以东部沿海为主要地区的“高-高”集聚型和以西部内陆为主要地区的“低-低”集聚型都日益显著且稳定,中西部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落后情况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多重路径——基于中国省域的组态分析

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作用机理;然后,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GMDH算法识别数字经济的不同维度中影响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最后,考虑条件间的组合关联,收集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得出等效组态方案和因果结论。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过程形成了“数字技术主导型”“数字金融主导型”“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和“数字产业主导型”四条路径。江苏和北京是“数字技术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依托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而产生先发优势。浙江、广东和上海是“数字金融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利用金融普惠性解决传统行业的融资需求,整合重组要素资源,研发数字技术和低碳产品。山东、江西和天津是“产业数字化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推动解决低碳技术的应用与转化问题,形成低碳发展模式。福建是“数字产业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依托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与预测

文章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了中国2010—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并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2019—2028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了4.4倍,年均增速达到50%,2019—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将不断提高,预计2028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是2018年的5倍。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电信业等数字产业,以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区域经济、科技创新和物流产业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三个子系统及综合发展指数,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借助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三个子系统指数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存在同向性;三系统耦合度高,但耦合协调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性,耦合协调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随着时间推移,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扩大;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空间正向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度缓慢增长,预计到2025年中国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接近步入勉强协调阶段。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与总体要求，构建省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测度分析，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明显，呈现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内陆再向西部地区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乡村振兴最优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弱势区和最弱区主要位于西部边疆省份；各省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呈现不均衡特征；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全局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依赖性逐步加强，大多数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东部省份多位于高高（HH）集聚区，而西部地区多落在低低（LL）集聚区，空间关联格局相对稳定。     

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绩效水平测度及时空分异

文章构建包含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质控制与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以及水生态修复等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将熵权法与TOPSIS相结合,测度2010—2019年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管理绩效水平,利用ArcGIS软件对结果进行时空分异的可视化,采用核密度曲线刻画2010—2019年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绩效水平动态演进趋势,同时引入泰尔指数与莫兰指数分析其区域差异与空间分异,研究表明：（1）时序发展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绩效总体提升,且经历阶段下降、加速上升、稳定提升的发展过程;（2）空间分布上,水资源管理绩效呈现自东向西阶梯推进的特征,水资源管理绩效高值区呈“分散分布—组团分布—连片分布”的发展格局;（3）长江流域各省市水资源管理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各省份水资源管理绩效受相邻省份的辐射与扩散作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