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兼论中西诠释思想的异同与交融

自创建“中国诠释学”的问题提出，迄今为止这一概念仍然处在内涵模糊、所指不清的状态，因而我们有必要追问何谓“中国诠释学”。“本体诠释学”即中国诠释学。诠释是把过去的语言意义融入现在的语境之中，或把现在的感受融入过去的语言之中。诠释离不开本体，本体也不能离开诠释，诠释是一种本体性的认知。本体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的真正形态，本质上表现为以《易经》的本体宇宙论及其演化为范型的理解理论和诠释方法。当代学者的中国诠释学构想有其理论贡献亦存在不足，“本体诠释”具有原初的中国哲学性、普遍性、开放性和创新性。     

哲学诠释学中的教化与共通感

“教化”与“共通感”是哲学诠释学中的两个基础性的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人是通过教化才成为诠释主体的;同时, 是共通感使得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诠释理解成为可能。没有教化与共通感,也就没有人类的诠释与理解。     

中国诠释学构建的落脚点：文化实践

中国诠释学构建的一个时代主题即文化实践诠释。它主张在狭义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聚价值共识)中实现广义的文化实践内涵(人的自我实现)。文化实践为中国诠释学构建提供了社会历史性原则和主体创造性原则，而且文化实践与“公共诠释”相结合，使文化实践作为面向公共认知建构及公共对话空间形成的基础和诠释有效性的确立依据更加凸显。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论语》章句学诠释——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作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

诠释学作为理解的哲学,它对诠释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在理解与诠释的关系考察与阐发中进行的。在诠释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诠释意义的把握和对诠释的态度就体现在不同的理解与诠释关系之中。本文旨在探讨西方诠释学传统中理解问题的起源与发展问题,主要从五个层面阐述理解与诠释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西方诠释学传统中诠释观发展的内在逻辑。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儒家经典诠释中的实践性品格

中国哲学是一种"引导的哲学",其目的是要建立个人生活及社会两方面的秩序。儒家在对经典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常常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投射进去,这就使得他们的经典诠释渗透着强烈的实践性品格。这种品格,对个人而言就是培养君子人格的"为己之学",对社会、国家而言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     

认知与诠释

在诠释学研究领域中,探索精神科学中“客观知识”的认知诠释学与追求“存在意义”的本体论诠释学一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这种对立的实质乃是“真理”与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对立。文章通过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论诠释学之利弊得失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两者的互补性和融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认为此乃诠释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从诠释学审视中国古代易学

就文本而言 ,古代易学有重文本符号和重文本意义两种倾向 ,从而导致象数易和义理易两种不同的诠释学 ;而易学诠释活动 ,汉唐清代偏重文本本意 ,宋明偏重心理创造 ;从易学诠释学承传看 ,易学诠释是以批判为特色的解构 ,惟有解构才使得易学整合发展成为可能。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理解、解释与实践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是诠释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诠释学从“理解或解释”到“理解与解释”的模式转换过程作了历史性的评析。作者指出,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建立独立的精神科学,将理解与解释严格对立起来,使之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即:自然——解释,精神——理解。这种观点易于陷入相对主义,为以后的诠释学家所不取。实证主义试图以自然科学来统一理解与解释,而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则着眼于从“对话”、“本文”来统一这两者。作者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基础乃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唯有语言与行为(实践)的相互诠释,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与解释的统一。     

从《论语》的君子观看原始儒家的情怀

《论语》通过对孔子及其门弟子多方面言行的生动记述,集中展示了原始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这部经典内部取证,以其中的“君子观”作为主线,探析“君子”一词的概念在先秦时期的演变,分别归纳总结孔子所谓“君子”的个人修养与政治美德,借此将原始儒家“个人—社会”的修行法则和高尚关怀加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