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 从系统性到复杂性

人们对管理从“简单的”向“复杂的”认知, 开始于感性直觉上的体验, 并逐渐向揭示本质属性的理性思维深化.本文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层次框架, 构建了系统科学与管理科学各自标识性概念之间的相互映射.在系统科学思维下, 系统性是一切管理活动的属性, 任何管理活动既是系统的实践, 也是实践的系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管理实践与本质属性在整体上均呈现出从系统性到复杂性的演变趋势.复杂整体性已是各种复杂管理形态的重要起因和深刻内涵, 这是在当今管理领域实现多学科融合, 破解复杂性难题重要的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文献综述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虽然政府的一些政策已明确了企业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但仍然难以保证企业乐意有效披露社会责任相关的信息。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和分析，旨在于为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探讨系统构建低碳生态城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必经之路——以深圳市盐田区为个案

“十二五”是我国城乡发展推行“两个率先”的重要战略转型期,这也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打造低碳生态盐田区的关键期。深圳市盐田区立足于建设低碳生态城区,使环保、低碳、循环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实现全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与长远发展。本文通过对国外低碳城区的实践经验的阐述,以盐田区的低碳生态城示范区的规划建设为例,系统的构建低碳生态城规划的实现途径。     

郭声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复杂疑难问题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认为，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解决复杂疑难问题，把维护稳定、化解矛盾、社会治理纳入法治轨道。要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问题的发生，善于从大数据中发现、解决问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提高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水平。     

复杂产品系统后发企业如何实现快速追赶？——中集海工纵向案例研究（2008～2021）

复杂产品系统追赶难度高且生命周期长，给后发经济体企业构成重大挑战。不同于大多数复杂产品系统面临的本地制度型市场环境（如高铁、大飞机等），海洋工程装备具有全球竞争性、市场强周期性和需求离散等特征，现有技术追赶理论的参考价值有限。为此，本文探讨了中集海工如何从国际并购起步，从依赖国外设计和核心设备进口到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领先的快速追赶过程。研究发现，中集通过跨国并购高起点进入海工装备市场，采取“自主可控、开放协同、共生共演”的新型追赶模式，先通过市场牵引的资源协同快速集聚复杂产品建造所需的全球创新资源，成功交付我国首批深水钻井平台，获得国际客户认可；继而通过平台支撑的流程协同构建研发设计+工程总承包能力体系，自主掌握总体设计集成关键核心技术；再通过价值引领的战略协同突破关键核心子系统技术，带动国产装备水平提升，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实现较快追赶。本研究对于后发企业打破低端锁定、提升复杂产品系统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有益启示。     

办公室人员应确立“四种思维”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从思维层次的角度阐述了办公室人员确立“四种思维”的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其四种思维是:求是思维、系统思维、结合思维、和谐思维.     

供应链韧性：适应复杂性——基于复杂系统管理视角

构建富有韧性的供应链已从企业层面关注的问题上升到行业、地区和国家层面战略，成为应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复杂局面和提升国家安全与竞争力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在阐述了供应链是一个社会型多中心共享共治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基础上，指出供应链韧性是供应链系统行为与功能整体适应环境复杂性变动的一种能力标志；供应链韧性的复杂整体性属性特征需要通过复杂系统思维范式转移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供应链韧性理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不是针对常规问题，而要看它应对供应链失稳、风险、应急、功能退化等韧性危机是否有效和效能如何；供应链韧性有着具体特定的真实世界；解释、分析和揭示供应链韧性复杂现象和客观规律需要充分关注供应链的独特性与话语语境，没有两个现实的供应链韧性机理是完全一样的；供应链韧性是当今供应链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大问题、难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性、现实性与挑战性，应扎根在我国供应链管理的丰富实践土壤中，从基础性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夯实研究基础，而不宜过于被供应链韧性初始定义中的“断”与“不断”捆住手脚。     

三论“不公”促进和谐

“不公”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一直关注和强烈不满，国家也在强力治理中。本文从地理历史因素、制度机制因素、“人治”“权治”因素三个层面来议论“不公”、促进和谐的问题。     

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监督效应与内在机理

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形成差异化影响,围绕企业绿色治理的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是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路径之一。本文从市场驱动型环境治理机制视角拓展股东积极主义模型,利用文本分析法等测度机构投资者沟通有效程度,探讨机构投资者驱动企业绿色治理的监督效应及内在机理。模型推导发现,机构投资者基于绿色价值创造和社会效用动机,积极沟通介入控股股东绿色经营决策,有效沟通的门槛条件取决于绿色关注、声誉因素、退出威胁和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成本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机构投资者沟通对于公司绿色治理绩效产生正效应,且在绿色投资者关注度较高、绿色声誉较大、退出威胁更强烈、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或两权分离程度较低时绿色治理作用更显著;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了提高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绿色创新、抑制绿色代理冲突和促进碳减排的绿色治理传导路径。本文进一步引入环境规制外生冲击,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新环保法实施与机构投资者沟通形成的绿色治理联动效应。最后,本文提出要发挥机构投资者绿色积极主义行为的市场驱动力作用,从内部传递性和外部联动性角度提升有效沟通程度,促进企业绿色治理机制形成。     

传导阻滞:府际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低效的原因分析

目前,针对环境污染的实际治理和理论研究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环境污染治理总体呈现出低效率状态。在我国的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分析环境治理压力传导机理对于破解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低效难题显得极为重要。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低效的原因在于官员与普通公务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博弈以及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这两大博弈催生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压力的传导阻滞。为改善这一状况,可从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的压力、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和地方政府加大对环境污染企业的打击力度这三方面出发,畅通我国环境治理的压力传导路径,提升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     

“微治理”：社会矛盾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变革

社会“微治理”在社会矛盾预防与化解上,实现了价值理念和技术性两大层面的创新。“微治理”在价值理念层面上,以社会矛盾预防为主的理念变革为主线,实现了从传统的运动式宏观治理向基层微观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治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治理、从矛盾事后处置向矛盾事前防范、从矛盾治理中“见数字不见人”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四大理念的转变。“微治理”在技术性层面的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党的领导向基层神经末梢延伸是贯穿社会矛盾“微治理”的红线;搭建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微平台”;以网格化平台为抓手,实现社会矛盾治理的早发现和快化解;提升基层群众“微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能力;利用现代信息“微技术”实现对社会矛盾识别的预警;把社会矛盾“微治理”与社会治理大范畴有机衔接起来。     

公共冲突视角下的基层政府治理新思维——基于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公共冲突与基层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不仅是推动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动力,而且是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鉴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群体性公共冲突事件频发的现状,文章主要探究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在群体性事件治理方面的症结,并提出了公共冲突视角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新思维。     

关于生态、文化、休闲太湖的哲学思考

近年来,随着太湖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域经济社会涉水问题增多,严重的富营养化常常诱发蓝藻爆发,严重影响市民生活和渔民生产,武进太源湾旅游度假区太湖湾提出“生态太湖”、“文化太湖”、“休闲太湖”,本文结合武进太湖湾的治理开发和保护进行哲学上的一些思考。     

深圳“织网”

随着经济社会治理的日趋庞杂，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已成为严重影响治理目标实现的一个痼疾。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一些地方开始尝试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社会治理，深圳“织网工程”就是这样一个有益的尝试。“织网工程”告别了以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看齐，并在我国首次实现大城市政府数据的大集中和大共享。     

公共突发事件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化解路径

公共突发事件下,社会治理面临社会秩序协调和失衡并存、社会情绪乐观与恐慌交织、社会关系和谐与分层共生的现实境遇。当前,共建、共治、共享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取向,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进路。为此,要实现从"单一"到"多元"、从"隐蔽"到"公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治理转变,激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建立韧性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     

新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治理经历了3次理论与实践的跃迁,形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制度优势。通过历史文献分析与政策体系研究,本文总结了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发展进程和阶段特征,探讨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理论演进和实践经验。本文认为,在党的政治领导和政府职能优化过程中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机制。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主协商共治、坚持法治德治结合、坚持治理重心下移,坚持科技赋能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的主要特征与基本经验。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将在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数字化变革上持续发展完善。     

面向政府治理变革的领导力提升路径研究

新时代政府治理变革面临着政府数据的开放性和共享性有待加强、政府治理安全性存在隐患、政府数据处理能力有待提高等挑战。政府治理变革中政府领导力的基本要求是有规划力、组织力、指挥力、协调力;政府治理变革中政府领导力的创新维度是夯实基础、把握契机、因地制宜、包容错误。面向政府治理变革的领导力提升,应面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基于新技术的政府数据治理模式;结合动态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构建坚实的政府治理支持体系;从人民利益出发,搭建精准化公共服务系统;以政府治理变革为背景,推进建立政府、社会、公民协同治理机制。     

新型举国体制下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资源配置模式——来自港珠澳大桥技术创新的证据

合理配置资源以推动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有效协同,是技术攻关过程中实现创新价值涌现的关键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是有效发挥“政府—市场”二元作用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立足于资源视角,以港珠澳大桥技术创新实践为研究对象,综合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两类方法,探讨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资源基础、资源依赖结构、资源管理行动对创新价值涌现所产生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结果揭示了4类涌现出高创新价值的资源配置模式,即“协同—共创”型、“聚合—突破”型、“延拓—变革”型和“巧用—效率”型。本文拓展了重大工程创新管理的研究,对有效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合理配置资源以攻克技术难题具有理论与实践启示。     

善于用正关系和圈子

最近抓贪腐抓出了一些窝案，“打老虎”打出了团伙，所以又有人感慨中国“关系社会”的“劣根性”。这种认识虽然情有可原，但这样的思维是不全面的。关系与圈子就和法律一样，都是工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为善，且都是一个社会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不过一个是非正式机制，一个是正式机制，各有功能，也各有利弊，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带来好的社会治理。好的关系治理可以带来和谐关系、礼治社会、自治团体和社群伦理，但关系和圈子若在没底线的人手上，就成了特权、后门。裹挟进圈子的人，称兄道弟，互相吹捧，出了问题，百般包庇；对圈子外的人则多方刁难，排斥打击，落井下石。同样的，法律落在这些人手上也一样为恶，走漏洞，操控立法，造就一堆“华尔街肥猫”，危害社会。     

基于复杂金融系统视角的计算实验金融: 进展与展望

金融系统本质上是由大量具有适应性、交互性的个体组成的复杂系统． 计算实验金融学 历经20余年的发展,通过“自底向上”的微观建模方法,探索了复杂金融系统的运行规律与演化特性,拓展了传统经典金融理论的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文献统计方法,从总体上回顾了领域内近年的文章发表与引用现状,然后基于个体复杂演化视角,从个体学习、种群演化和复杂网 络交互三个方面,总结现有ACF领域的发展,并展望了未来计算实验金融学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