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OFDI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机理与实际测算

国际直接投资不仅会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也会对投资母国国际收支产生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机制,并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影响的数理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投资效应、利润汇回效应和贸易效应所包含的七个渠道影响母国国际收支;对外直接投资初期会造成母国国际收支净效应为负的情形,但伴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累积,国际收支净效应会逐步为正。最后本文测算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率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近年来国际收支净效应持续为负,但对改善 “双顺差”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持续增加。文章利用2003-2009年面板数据,将中国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及其4个主要影响因素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盟的经济规模正向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且这种影响比较显著;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与东盟国家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呈反方向变动关系;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如"早期收获计划(EHP)"对中国投资东盟有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往来愈发频繁,对沿线地区的辐射效应也开始突显。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开辟了新市场,也大大提升了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在吸引周边企业进驻、企业间相互学习、经验借鉴等方面发挥作用。但该倡议是否真正促进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何有效地识别、评估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部分采用了商务部每年披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选取2008—2017年这1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沿线省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作为衡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指标,将人均GDP、出口总额、汇率变动率作为控制变量,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沿线省份OFDI的影响效果评估。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中国沿线地区的对外投资效果进行实验检验,进一步证实实验结论的稳健性。结合研究结果来看,“一带一路...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2—2018年我国260个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城市及邻近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规模变化效应、结构转型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三条路径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在内的不同城市特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冲击效应不同。     

中国OFDI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历史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能源消费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导致资源短缺,为支撑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确实进行了大量的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文章得出启示: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会刺激能源消费继续增加,从而对外直接投资还会增加.为配合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增加资源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应该加强能源外交,为中国企业境外资源开发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文章首先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并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接着,文章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对2003～2009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长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在短期,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高度集中在亚洲的状况,扩展C-H模型,对我国OFDI投资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我国进行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R&D资本的溢出将会对我国的技术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的效果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HMC-FMEC模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制研究

借鉴新贸易理论中的异质边际成本-固定市场进入成本模型,文章通过一般均衡框架,可以明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各种因素经由企业利润形成机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机制的影响;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的经验事实及其争论的实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完善发展提供启示.     

中国区域生产效率与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利用199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FA模型利用超越对数函数估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和三大区域历年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及其效率变化,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1998-2007年间,东部的TFP增长率最高,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以上研究表明,TFP是造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和国家增加对中西部的投资可以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效果显著,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位于中国地理版图中部的河南省,相比东部沿海省份,无论是从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尽相同。这种不平衡的外商投资格局,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不断拉大区域间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一直以来经济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空间收敛的影响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与此相对,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消费差距问题也渐趋凸显,如何在保障消费存量的前提下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是形成城乡协调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空间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以及条件β收敛,并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数字金融对其收敛作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在区域异质性研究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要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作用在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中存在显著差异,与促进基础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不同,其对高级消费品类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呈现抑制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将通过创富和共享两类渠道促进城乡消费差距收敛。尽管如此,城乡消费差距的收敛进程仍面临一定掣肘。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尽快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居民金融知识;在健全区域合作、互助机制的同时,需注意消费内部层级差异,积极落实租售同权政策;在保障数字金融助推渠道畅通的同时,要进一步助力资金研...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数字金融飞速发展并显著促进了高质量发展,但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仍然受到“数字鸿沟”的制约。基于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基于数字鸿沟视角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及其三个维度对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地区和结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分析调节机制,数字鸿沟在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接入鸿沟起到抑制调节作用,而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则起到强化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数字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以及避免数字金融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国际双边援助对FDI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从援助国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双边援助对援助国私人资本流入受援国的影响,并以OECD国家对中国的援助为例,利用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援助国援助对援助国私人资本流入中国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单个援助国而言,援助投入促进了该国私人资本对华投入,产生了显著的“先锋效应”.且效果在短期显现,中期加强,长期减弱;可见,从对华双边援助与FDI的关系来看,对中国投入援助的同时也促进了援助国对华的直接投资.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

文章以与中国发生双边数字贸易的27个主要国家2000—2020年的数字贸易数据为考察对象,通过构建数字贸易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数字贸易效率及潜力进行了测算,并对影响数字贸易效率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与贸易国开展数字贸易的效率普遍较低,但数字贸易潜力巨大,且与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数字贸易的潜力最大;从行业来看,其他商业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次之,通信服务业的贸易潜力最小;从影响因素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对中国提升数字贸易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贸易国人口规模、地理距离会抑制中国开展数字贸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中国FDI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实证分析大多集中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探讨上,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文章运用回归技术对1982～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规模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产生较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同时时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具有改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背景,依据贸易引力模型的设定方式,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该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研究中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出口效应,并建立投资的出口滞后效应模型,分析中国投资对出口产生作用的持续性。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在整体上对出口有着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在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更为明显。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对出口有促进效应,这一效应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而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