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经典TOPSIS模型改进为PFHWD-TOPSIS模型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对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各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差异的σ收敛特征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GDP、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开放水平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依据,通过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建立政府治理效能指数,将其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2007—2018年我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差异来源进行分解,并进行收敛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态势,发展态势良好,但各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对于全国及东部地区来讲,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差异,而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生态文明差异;全样本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β收敛,中部地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α收敛,西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

文章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7—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Markov链转移矩阵和地理探测器研究其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结果显示：共同富裕水平、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在考察期内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其中,地区间相对差距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绝对差距逐渐扩大,不同等级共同富裕水平变化均存在路线依赖,且中高共同富裕水平还存在跌落风险。科技创新差异、经济总量差异、收入差异、基本医疗保险的普及度差异是上述地区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及收敛性分析

文章利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人均GDP面板数据,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其来源以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和地区间不平衡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利用σ收敛以及考虑空间效应的绝对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总体不平衡趋于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扩大,西部地区不平衡性不断缩小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逐渐赶超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源中区域间不平衡的贡献最大,其中,东西部以及东中部地区间不平衡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σ收敛,2018年以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σ收敛趋势,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中部地区呈σ发散;全国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β收敛均显著,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的区域共同富裕进程监测分析

文章紧扣共同富裕的“共同”和“富裕”两大要点以及发展性、可持续性和共享性三个本质特征,基于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构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与实现程度指标体系,进而对2018—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共同富裕进程进行统计监测,研究发现：（1）我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持续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富裕程度持续提升;与实现过程指数增长的变化趋势相近,共同富裕实现程度指数也在稳步上升,发展成果共享稳步推进。（2）整体上,不同地区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指数与实现程度指数均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由高到低分布。（3）与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分项指数呈现不同的分布特点,在技术指数、资本指数、创新指数、开放指数方面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人才指数起初较为领先,2019年起逐渐略低于中部与东北地区,并且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共享指数起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逐渐略高于中部地区,直至四个地区无明显差异;绿色指数则始终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协调指数四个地区无显著差异。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实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各地区收敛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状态,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最为明显,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具有不同的α收敛、β收敛特征。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0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共同富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以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显著的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不过各综合经济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及政府干预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理论逻辑、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奋斗目标，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20年各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以及“共同”和“富裕”耦合协调度，并利用基尼系数测算其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06—2020年共同富裕水平呈现“N”型波动上升的趋势，“富裕”和“共同”水平呈“X”型变化；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上升较快，在“十三五”时期趋于平缓；耦合协调度地区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东北地区最低，而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测算、演变格局与收敛规律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文章首先从经济繁荣、共同富裕、精神富有、生态文明、平安和谐五个维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算,最后用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收敛模型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长期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各区域不断提升,且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缩小,而在东部地区逐渐扩大,其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从转移的时空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等级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理背景在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且呈现向高值集中的趋势。从收敛性来看,仅在中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但是收敛性不强,而在全国及三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但收敛速度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效应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进行精准测度,把握好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差异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七有”“两保障”标准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2011—2020年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指数的时空变化。继而利用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空间影响下各地区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和演进规律。最后通过空间Markov转移概率矩阵进一步量化空间影响下的状态转移概率和内部动态性。研究发现：2011—2019年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东部地区。2011—2020年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主要集中在较低水平,总体上呈现右移趋势;东部地区聚集趋势最弱,两极分化态势较为严重;中部地区极化特征不明显,但内部结构的稳定性较差;西部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存在下降的风险。空间因素对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不同水平的地区具有俱乐部收敛特征。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主要向中低水平和中高水平转移,低水平和高水平地区的状态转移流动性最差;高水平地区影响下各地区均无状态转移,固化现象凸显。因此,当前...     

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开展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并研究其时空特征,可以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0—2020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运用熵权法从富裕程度、共享程度和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水平,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核密度估计、Markov转移概率矩阵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区域差异和分布动态演进。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和三个子维度水平在考察期内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地区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各城市间绝对差异逐渐扩大,共同富裕各等级城市均对其前期共同富裕水平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是区域差异在指标层面上的重要来源。     

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文章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框架下构建了本土化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其聚类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进一步利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等方法，考察其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上升，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呈现良好趋势，但生态建设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2）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并具有鲜明的区域非均衡特征；（3）各地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突出，东部-西部、东部-中部子群间差异较大，但呈现显著缩小趋势，并且子群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中国以及各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存在σ收敛，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敛速度差异显著；（5）各地区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绝大多数省份位于“H-H”和“L-L”集聚板块，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区域。     

我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在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线性加权法相结合的方法准确测度我国整体及四大经济区产业数字化水平，运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探究我国省级层面产业数字化的分布动态演进和地区差异。结果显示：整体上，全国及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各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且存在一定的发散趋势；全国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增大趋势，差异来源贡献度表现为“区域间差异最大，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中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与收敛性

营商环境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文章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σ收敛和β收敛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现状、空间差异与收敛趋势,结果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营商环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超变密度最小;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β收敛趋势。     

中国城市数实融合的区域差异、来源分解及形成机理

首先综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定基比例法、线性加权法测度2011—2020年全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实融合指数;其次,基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方法考察城市数实融合差异大小及来源;最后,运用二次指派程序揭示其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总体及四大区域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均呈明显增长趋势,但2017年后融合水平不均衡现象较显著,且四大区域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的主要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西部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其他区域;数实融合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于融合规模与融合基础;融合规模差异对城市数实融合差异的影响从东部向东北部区域依次减弱,融合结构差异的作用强度在东北部区域最强,在西部区域最小,融合基础与融合效率差异均在西部区域驱动力最强,在东部区域最小;融合基础与融合规模差异上升是导致2017年之后中国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研究丰富了中国城市数实融合评价体系与方法,为研究中国城市数实融合水平差异分布特征与演进态势、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效路径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绿色生态五大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Markov链等研究方法探析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主要结论有：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区域间差异为主要贡献来源,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经济波动大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上看有集聚现象,难以实现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