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首先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对2006—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然后借助Dagum基尼系数讨论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及来源,最后使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探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结果显示：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程度不高,且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2006—2018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4011,存在较大提升潜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第二,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空间非均衡问题仍在加重,尤其是东部地区与其他两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更加明显。基尼系数分解表明,三大地区之间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第三,全国整体及三大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经历了下降的过程。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而全国整体和中西部地区并无明显极化特征。     

八大综合经济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差距分解及时空演变

文章使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度八大综合经济区2003—2018年的人力资本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探究人力资本的差异来源、空间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八大综合经济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呈上升趋势,健康资本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教育资本和文化资本;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整体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存在显著的极化特征,大多数地区由多极化向单极化过渡。     

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0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共同富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以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均呈现显著的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影响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不过各综合经济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劳动力投入以及政府干预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测度

文章通过建构智慧乡村建设评价体系,实证测度了中国31个省份2010—2019年智慧乡村建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智慧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Dagum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的智慧乡村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中部地区相对持平;核密度检验结果显示,智慧乡村整体建设水平呈现显著波动变化趋势,东中部地区向积极方向演化成效显著,西部地区提升空间较大。为推动中国智慧乡村建设,各地区应将提升智慧乡村建设水平作为一项共同目标协同发力,从缩小智慧乡村建设的区域间与区域内差距入手,深耕智慧乡村建设区域协同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化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绿色生态五大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11—2019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以及Markov链等研究方法探析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主要结论有：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增长态势;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区域间差异为主要贡献来源,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不断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关联性,经济波动大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上看有集聚现象,难以实现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跨越。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差异在逐年缩小;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各水平状态未来发生向上或向下转移的概率较小,稳定性较强;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整体和上、中、下游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均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测度及其时空动态演进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文章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14—2020年29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环境变量和随机因素导致数字经济生产效率被高估;从分布上看,数字经济生产效率呈阶梯状分布。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总体具有长期向好的趋势,区域差异进一步缩小,东部地区两极分化趋势减弱,中部地区稳步提升,西部地区保持稳定。     

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构建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核密度估计法、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法探讨了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间差异与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逐渐增强的走势,但总体差异显著;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在不同年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高低集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空间背景对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类型转移具有显著影响。     

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进

文章构建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省域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究其区域差异和时空演变。研究发现：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上升较慢,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表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差异呈缩小趋势,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但贡献率逐渐降低;西部地区差异下降较快,逐渐逼近东部地区;东-西、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但均有所降低。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随邻域水平的增加,低水平向高一级水平转移的概率上升,高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的概率下降。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测度与分析

文章在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探究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区域差异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2021年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仅占26.7%,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次之。（2）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且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3）各省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明显非均衡性。高值集聚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在西部地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基于2005—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子行业面板数据,文章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和占比的地区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及占比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两者总体差异均呈递减趋势,区域间差异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为战略新兴产业占比差异的主要来源;东、中、西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量均呈多极化趋势,东北地区则呈两极分布;东部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呈现多极化分布,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呈现集中分布,东北地区极化趋势不显著。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与动态演进

财政支农支出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要素资源合理化配置及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8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动态演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特征;全国和四大区域财政支农支出分布总体呈向右移动趋势;财政支农支出水平状态较为稳定,且流动性较低,动态演进过程相对较慢,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10—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9年各省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总体基尼系数先上升后下降;各年份均为超变密度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最大,区域内差异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次之,区域间净值差异的贡献值和贡献率最小。（2）人口数量的增长、城镇化率的提升、人均GDP的增长均会导致能源消费碳排放提高,但是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上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以及能源强度的下降均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费碳排放。因此,各地区及各省份需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各自实际情况的碳减排政策,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国际贸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文章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美好生活、平衡发展、充分发展和绿色发展4个维度来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粗糙集与相关系数指标筛选方法最终选定了12项指标。借助德尔菲-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探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格局及其成因。研究发现: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表现最为优异;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仍然客观存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

文章基于共享性、富裕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对我国各省份2011—2020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考察,并揭示了地区差异的来源,从地区、时空多维度刻画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及收敛性。研究发现：（1）2011—2020年四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排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2）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平衡程度逐渐增强,区域间差异是共同富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超变密度的贡献最低;（3）共同富裕水平呈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具有马太效应;（4）只有全国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全国及四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     

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中国省际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运用面板熵值法测度2000—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与基尼系数方法分析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其动态演进。研究发现：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表明我国“数量型”增长与“质量型”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脱节;2008年以后,我国省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内部差异表现为先降后升,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则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