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可变折旧率估算及资本存量测度

精准核算制造业资本存量是有效测度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先决条件，而对总量、产业或区域层面折旧率的动态精准估计是资本存量核算的关键和难题。文章在永续盘存法的思路框架下，引入AK型生产函数，构建充分体现折旧率的产业特质及时变特征的制造业可变折旧率的测度模型，并利用非线性最优化思路求解。基于该测度模型，文章估算了2002—2020年中国制造业折旧率，进而核算资本存量。结果显示：在分阶段均值递增和先减后增两种假设条件下，制造业折旧率的测度值与实际情况最为相符，折旧率逐年波动的方向性并不明显；制造业资本存量呈显著上升趋势，但存量增速总体处于下降状态。     

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17个基础指标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非均衡性。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呈现上升态势,但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不高;智能化条件和智能化效益表现良好,智能化应用问题突出;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中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且呈逐步缩小态势;全国及三大地区制造业智能化水平非均衡性呈波动上升态势,全国表现出两极分化态势。     

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波特的钻石理论，结合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特征，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综合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方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12—2019年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进行测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区域差异显著，差异主要源自区域内部差异，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数字化水平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以“低低”聚集为主，局部空间结构稳定性强；空间关联网络具有显著的关联性、通达性和非均衡性，各省份之间空间关联较少，但彼此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相互联通，网络整体的抗毁性和稳定性较好。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泛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区域重大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叠加区，定量评估该区域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发展驱动力，对深入研究制造业数字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ESDA分析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时空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技术进一步研究影响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时空分异的驱动力。结果表明：2010—2019年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对该区域内不同城市群组团数字化生产效率进行测度，表现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提高，而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组团的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逐步下降。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特征；在低生产效率边缘区域分布有若干高生产效率节点型城市，表现出显著的“集聚性”和“极化”特征；数字化生产效率较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正向外部效应。经济发展动力、互联网发展动力、移动互联网发展动力、服务业支撑力和信息技术投入驱动对泛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数字化生产效率的解释作用较为显著，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数字化...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二阶段熵值法和时序加权平均算子进行静态、动态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四大地区的时空差异演化。研究发现：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呈上升态势，大致经历扩张期、培育期、提升期三个阶段，这与经济发展轨迹一致；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均衡性，静态发展水平与动态发展实力均为“东强西弱”，而发展速度为“西快东慢”。区域差异时间维度上总体差异略有下降，空间维度上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西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最大。     

黄河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DPSIR模型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OPSIS模糊物元法探讨了2010—2019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生态安全时空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测度阻碍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时间序列上，黄河流域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在空间格局上，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呈现从“中游领先”到“下游超越”的演进格局；在障碍因素上，人均水资源量是流域沿线各省份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共同障碍因素，且不同省份的生态安全障碍因素亦具有区域异质性。     

空间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制造业集聚度测算差异研究

采用元回归分析方法,基于CSSCI、SCI、SSCI数据库2006—2015年42篇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文献中的3 334个样本观测值,分析造成集聚度测算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并着重探讨了空间异质性造成的测算差异。研究发现:空间异质性对集聚度测算差异的影响显著,制造业集聚水平呈现出东部、西部高、中部低的U型曲线的特征。在文献特征方面,从方法选择上看,空间集聚指数法是几种常见测度方式中较优的方法;从时间上看,制造业集聚也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转折点在1998年前后。建议未来的研究或规划应重视空间异质性,正确认识区域间差异并识别区域潜力,结合区域内的优势行业特点提出发展策略。     

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研究

首先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赋权法和TOPSIS法测度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网络关联特征；然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收敛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关联特征，多数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但也有少数省份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样本期内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对差异总体上呈缩小趋势，各区域地区内、地区间差异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超变密度差异和地区内相对差异是整体相对差异的主要来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国及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均呈现出明显的收敛态势，财政支农水平、城镇化、产业结构、农业保险深度、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交通条件等因素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收敛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测度的新方法

文章选取核证减排量期货价格和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价格作为样本数据，基于非线性期望理论构建GE-Copula-VaR/CVaR模型，研究了碳金融市场各风险因子的不确定性与非线性相依性特征，并对碳金融市场集成风险进行动态测度。结果表明：研究期间的风险指标VaR与CVaR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巴黎协定》签署前的样本各风险因子波动存在更强的不确定性，碳金融市场风险较大；GE-Copula-CVaR模型在99%的置信水平下能通过Kupiec有效性检验，其准确性显著高于先进的非参数Copula-CVaR风险测度模型。     

西部制造业发展动态及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

文章基于2011—2018年西部制造业的面板数据，采用ESDA-GIS、DEA-Malmquist等分析方法，从产出、分布和效率三个方面着手，研究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动态，进而筛选总量、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的指标，测算西部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以评价西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探讨新时期西部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西部制造业总量增长、结构趋良、生产质量趋好，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其总体发展水平仍旧较低；西部大部分省份的制造业综合发展指数呈现上升态势，但省际发展均衡度较低，成渝地区发展优势明显，但存在投资和劳动力冗余等问题；西部各个省份制造业的总体技术效率不高，技术水平的提高是推动西部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Markov链刻画其区域差异和演变态势，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区域差异看，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更大，但总体上两者区域差异不断下降，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从演变趋势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状态转移速度更快，流动性更强；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异质性结果表明该促增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收敛性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基础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经典TOPSIS模型改进为PFHWD-TOPSIS模型对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方法、σ收敛与β收敛模型对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布动态演进及收敛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样本期内，各省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差异的σ收敛特征并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明显的“追赶效应”；GDP、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开放水平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测度及空间收敛研究

文章选取我国29个省份为样本，构建网络SBM模型测度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在分析技术创新效率2009—2018年分阶段与分区域动态特征的基础上，利用马尔科夫链法识别其空间收敛趋势。结果表明：(1)互联网普及显著提升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且2016年以来有所增强。(2)研究期内技术创新效率大致呈“W”型变化，仍处于中等水平。分阶段看，知识生产高于成果转化阶段，总效率低于分阶段效率水平；成果转化是短板，二者协同是重要方向。分区域对比来看，2014年之前东、中、西部地区均处于剧烈调整时期，西部最快、中部次之、东部较不明显；2014年开始，均表现出持续上升态势，中部高、东西部较低的空间格局显现，东西部效率差距在缩小。(3)根据马尔科夫链测度结果，低水平、中低水平两种类型省份的“状态锁定”概率较高，不利于国家整体效率提升；高水平状态省份是创新效率提升的有利条件。状态跃迁与状态退化主要发生在相邻状态间。空间分布状态在2030年开始收敛，知识生产效率2025年开始收敛。中国高新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提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东部是“头雁”，中部是枢纽，西部则是重要的补短板区域。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特征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5—2021年的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收敛性分析法探讨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和收敛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组间差异，尤其是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异；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各省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样本时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距相对明显，中高质量组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从收敛性特征来看，不同分组的收敛模式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统计测度与时空分异研究

文章引入逆绝对离差方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并通过改进区域竞争力、位序-规模、耦合-协调以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样本期间，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其变化趋势在时间上具有周期性、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差异性”的特征。具体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竞争力上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梯度”递减效应；在位序-规模上表现为上升趋势并具有稳定性；在耦合协调效应上呈现由中级向高级过渡的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但该趋势在信息流与交通流中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区位效应。此外，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是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城乡差距、能源消耗是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潜在因素。     

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分异与收敛机制分析

建筑业是我国重要的实体经济，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研究建筑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与时空收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建筑业相关数据，运用SBM模型测算建筑业生产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度建筑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通过分布动态学模型揭示建筑业生产效率的时间演进过程与空间转移路径，基于分位回归构建β收敛模型，刻画不同效率水平的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较大，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出现过极化现象，各地区维持固有水平类型的能力较强，不同水平类型间的流动性较弱；中国建筑业生产效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较低水平处的收敛速度明显快于较高水平处的收敛速度。     

天津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把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惟一测度指标,似乎不能全面具体地反映城市化水平。而真正认识和测度城市化水平,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析了人口城市化的片面性,提出了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建立了基于城市发展评价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对天津市基于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且对2010年我国部分省、市基于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与以人口城市化为惟一测度指标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利用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性。     

基于ANP-ER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

文章构建了基于ANP-ER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并利用宁波市相关数据,基于该模型对宁波市域经济发展的增长、依附、竞争与和谐四维度间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文章构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模型是有效可行的,为衡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供选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