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绿色经济效率

针对环境管制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关问题,本文结合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提出绿色经济效率非参数条件效率模型,探讨和验证宏观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无条件的绿色经济效率都低于条件效率。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仅具有“时滞”性而且具有“非线性”性,随着环境管制程度的加强,绿色经济效率呈先降后升趋势。环境管制在长期对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它的影响体现在对不同地区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东部地区环境管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也具有先负后正的效应,而加强环境管制目前对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仍具有抑制作用。     

我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评价与分析

文章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分析四大经济板块和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差异程度.运用Super-SBM视窗分析技术着重分析了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的绿色经济效率随窗口变动时的效率变化.之后运用变参数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回归,从经济发展状况、开放程度、地区因素和自主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考察它们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中国各省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测度

中国各省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测度是判断和评价对应地区资源和环境约束下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依据,也是绿色经济增长相关实证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文章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环境效率指数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衡量指标,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的方法对2003—2016年中国各省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环境效率指数进行测度与分析,最终得出一系列关于我国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特点的结论。     

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DEA框架下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2010—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试点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可以改善试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中介机制检验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激发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依赖程度,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中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资源型地区更加显著。     

绿色金融、政府干预与区域碳排放效率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起抑制作用,而二者的联合效应对碳排放效率起促进作用。基于邻接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和政府干预对邻接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均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地区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的直接效应表现为显著促进,邻接地区碳排放效率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显著,西部地区邻接地区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效应消失。     

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效率与制度效应

资本与劳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增长中的非物质要素,因影响生产效率而被长期关注。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制度变迁中投入要素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资本效率、劳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综合的制度效应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但制度效应并没有改善资本投入效率。     

自然资源禀赋、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以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为核心要义的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文章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出发,利用2006—2019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两部门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在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表现上劣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技术进步偏向进而由此决定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变化具有动态延续性,环境规制有助于促进地区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不利于绿色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FDI、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创新效率关系到区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发现,FDI能为绿色创新效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FDI行业和产业结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效率,FDI、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采用固定参比的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本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上升趋势又有所不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FDI、产业结构及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对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各区域需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水平,科学合理地引进和使用外资,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和FDI的交互作用,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6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考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游最高,中游次之,下游最低,且呈“M”型双峰分布,两极分化严重;（2）绿色发展效率重心迁移分为“2003—2009年北向迁移”“2009—2012年西南向迁移”和“2012—2018年东南向迁移”三个阶段,且东西区域不平衡性突出;（3）总体上,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年降水量促进作用显著;（4）空间差异上,科技投入的抑制作用、年降水量的促进作用在中游较明显,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阻碍程度大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抑制程度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除个别地区外整体呈负向影响。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与可持续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在许多人的思想中,“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变成了“GDP是硬道理”。GDP不仅成为考核经济的惟一标准,甚至成为一切工作的目标:有些部门和地区为了追求政绩,一味强调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忽视社会与人文因素、耗竭自然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只注重货币资本、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积累。发达地区和城市追求确保GDP,发展中地区和城市追求赶超GDP;“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片面追求GDP和人均收入。根据经济理论与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单就经济领域来讲,GDP是一个比较科学、比较重要、比较有用的经济指标,但是如果过分夸大或片…     

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策略性的土地供给行为造成的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土地供给结构扭曲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上表现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域分布、规模和资源禀赋上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会通过阻碍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抑制城市技术创新这两个途径降低绿色经济效率。     

黄河流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和地级市层面测度了2006—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探究其空间集聚的区域分异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绿色发展效率均呈“V”型变化趋势,其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并不高,且绿色发展效率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2）从全局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其空间相关程度是波动变化的,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从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地级市和较低的地级市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两极分化明显,且在2010年后集聚区域相对稳定,具体为下游地级市“高高”集聚效应明显,上游地级市“低低”集聚效应明显,而多数中游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FDI、金融市场发展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是联接FDI技术外溢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纽带,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技术外溢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数据检验,本文认为,受金融市场发展门槛的限制,当前我国效率相对低下的金融市场,不能为FDI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提供必要的金融环境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增加资本积累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时空演进

文章采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构建了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测算,从压力层、状态层和准则层视角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以及四大经济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协同性与时空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不同省份在三大准则层的表现和排名具有差异性;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各区域逐渐趋向协同发展;Kernel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各区域的演进规律呈现差异化。     

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将影响北京市金融发展的因素分为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并采用1991-2013年间北京市年度金融数据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深化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制度创新和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且该经济高质量增长效应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时间正相关;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激励制度创新,从而间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沿海型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其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产品市场发育水平,而内陆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果主要表现为提高了要素市场发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