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中的关公信仰

关羽进入藏传佛教庞大的神灵体系之中,是内地与藏族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产物,也说明了文化交流的多层次性。本文拟对章嘉·若必多吉、土观·洛桑曲吉尼玛、洛桑慈成等人文集中有关关公的祭祀文献,予以简要介绍并作初步探讨。 一、章嘉·若必多吉与关公 第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清代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曾被清朝封为国师。在其《文集》中有一篇祭祀关公的短文,即名为《关老爷之祈供法》。短文先扼要地讲述了煨桑祭祀仪轨,提到了煨桑用物、煨桑者应有的心态、所使用的咒语和手印等,其后便是对关老爷的祈祷用语,现简译如下:     

藏汉签谱《箭卦签诗预言》与《仙姑洞灵签》之比较

清代,随着关帝信仰文化以格萨尔崇拜的形式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与此相关的汉族地区文化现象如抽签算卦等也在藏族地区开始盛行,在西藏一些庙宇内出现了同时使用藏文签谱与汉文签谱进行抽签算卦的藏传佛教宗教仪轨,甚至在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神殿内出现了直接由藏文创作的签谱。文章对西藏拉萨功德林寺白度母殿藏文签谱《箭卦签诗预言》和雁荡山仙姑洞汉文签谱《仙姑洞灵签》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类似的典故和签诗体现了藏汉文化相互通融、同住共存的文化现象。     

清代佑宁寺在满蒙藏多边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探微

17世纪的蒙藏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清朝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青海佑宁寺,以高僧辈出、著作宏富而驰名蒙、藏、土等地区,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佑宁寺在宗教方面的历史贡献前人已有著述,本文则试从其政治、文化等方面分析佑宁寺在密切蒙藏关系、清中央王朝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所起的桥梁与纽带作用进行探讨。     

清代阜新地区藏传佛教圣经寺壁画艺术研究

清王朝时期,藏传佛教成为阜新地区蒙、满、汉民众的灵魂主宰与精神归宿.因此,这一时期寺庙众多.壁画作为寺庙殿堂装饰的重要部分,亦承载着教化民众、宣扬佛法的功用.蒙古族藏传佛教寺庙圣经寺壁画融合印、藏、汉等地的多种文化艺术元素,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巧的构图、绚烂的色彩、高超的技法,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作品既有印藏佛教壁画的端丽、妍美,也有中原画风的潇洒蕴藉和平朴精细,更饱含着蒙古族蓬勃、昂扬、粗犷豪放的民族气韵,充分体现出艺术与教义的完美结合,堪称清代东蒙地区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典范.     

国民政府布施西藏寺庙活动考述

国民政府深信藏传佛教在治藏中具有的举足轻重作用,尊重和团结藏传佛教高僧和喇嘛,委派黄慕松、吴忠信入藏,广结善缘,布施西藏寺庙和喇嘛。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也承担了布施的重任,每年传召法会时,都按照惯例,熬茶放粥发放藏银。国民政府也不定期的以蒋介石名义捐赠锡德寺、木鹿寺等重要寺庙,展现了中央德意。以三大寺为代表的寺庙是支持中央,反对英国侵略势力的重要力量。     

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 ,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 ,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但是 ,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弘化寺:一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兴衰与区域演变史

弘化寺是明正统年间敕建于河湟地区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经明朝和清初的优渥和扶持政策,盛极一时,掌握着当地宗教、政治、经济、税收等权力。随着清朝的拓疆开土,弘化寺一带不再是边关,不再是朝廷倚重的对象,在整治中趋向衰败。在历史演进中,弘化寺一带由番地变为汉地,民族格局亦从纳马番族转变为汉、回二族。随着地理文化生态的变迁,弘化寺的香火和信徒日益减少。弘化寺不仅见证了甘青交界藏传佛教的兴衰,亦映照了区域社会的变迁。     

丽江永宁扎美寺壁画造型形式研究

扎美寺作为永宁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的动荡和变革中经历了数次毁坏和重建,至今仍是当地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强巴殿是该寺最古老的建筑,殿内壁画色彩鲜艳、构图新颖、造型独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基于此,本文将从造型形式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强巴殿壁画中巧妙的构思和隐含的寓意,及其所融合的世俗文化和宗教信仰。     

略述萨班在凉州等地的弘法事迹

萨班东行不仅与阔端商讨了西藏归顺蒙古的事宜,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一次大规模东传。萨班留驻凉州,在阔端的支持下,大转法轮,使藏传佛教在凉州地区得以兴盛。萨班在凉州的弘法处--凉州四寺,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是藏传佛教信徒崇拜的圣地。萨班向蒙古、汉、藏、党项、回鹘等民族的人士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间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1939～1944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的社会学分析

西康正式建省于1939年元旦,民国时期存续10年.1955年撤销西康省建制.文章依托文献史料,以社会学视角和社会学方法研究民国时期西康正式建省后的第一个五年(1939～1944年)期间的宗教样态.研究表明,1939～1944年间,西康省康属各县宗教样态如下:第一,各县域间寺庙分布不平衡,僧侣规模不平衡;第二,藏传佛教寺庙的分布和教派成分的构成,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第三,各县寺庙总量和僧徒规模之间具不可逆性的相关关系.     

从忠勇之士到藏族战神——关帝在藏族人生活中的信仰

关公进入西藏,是将关公作为战神和保护神来接受.由于关羽身上,11忠义"和勇武"两重信仰基因,导致了丈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接受者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也导致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错位,这是作为汉族神灵的关羽,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地被纳入到藏族宗教信仰体系和民间信仰体系之中的重要原因.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中央王朝因素——以元明清三代为例

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西藏就开始了本土化历程,从吐蕃时期王室主导推动到分裂割据时期自主以教派形式走向民间,佛教在西藏最初阶段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探索出了实现中国化的主要方向、基本路径、转化标准和推动方式。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行政管辖,这一历史新阶段的开启也宣告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出现了中央王朝这个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和引导者。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均制定实施了相应的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在三代中央王朝的引导和推动下,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不但积极、主动地尊奉中央王朝、亲近内地文化,而且在教派传承、教义教理、管理制度、文化交流、学经教育、寺庙经济等方面都有了不断适应本土特性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在历代中央王朝的庇荫下,藏传佛教加快对外传播,不再局限于涉藏地区、藏语、藏文和藏族,从而成为根植中华大地、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实现了藏传佛教更进一步的本土化。     

察罕达尔汉绰尔济与清初八旗喇嘛事务管理

天聪时,察罕喇嘛从喀喇沁部来投诚后金。其后,奉太宗之命出使阿禄、外喀尔喀等蒙古诸部。五世达赖喇嘛所遣西藏首批赴盛京使团返回时,他作为清朝使者团的首领之一前去西藏(乌斯藏)。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他又以清朝代表的身份迎接路途中的五世达赖喇嘛。通过屡次交往,察罕喇嘛和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建立了信任关系。此外,他还作为商业贸易者在明清之间沟通货物。正因有以上种种劳绩,入关后清廷授予察罕喇嘛"达尔汉绰尔济"之名号。入关前,察罕喇嘛就创建过果忙库伦,开始管理在内八旗喇嘛诸事务,这种管理方式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察罕达尔汉绰尔济在北京的驻锡地是后黑寺和前黑寺(慈度寺),其寺庙和僧徒得到朝廷香火地和钱粮的供养。     

清代蒙地藏传佛教寺庙丁科尔扎仓教育

清代蒙古族地区比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均设立各种扎仓（即拉省、学部、学院、学塾、僧院）,这些扎仓是蒙古族喇嘛们学习经典的学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专业机构。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把印度、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传播到蒙古族地区,对于交流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通辽地区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的寺庙中设置的扎仓,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清代蒙地藏传佛教寺庙喇嘛日木扎仓教育

清代蒙古族地区比较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均设立各种扎仓（即拉省、学部、学院、学塾、僧院）,这些扎仓是蒙古族喇嘛们学习经典的学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专业机构。通过这些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把印度、西藏和内地的文化传播到蒙古族地区,对于交流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蒙古族地区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藏传佛教中国化在甘青河湟地区的当代实践和发展态势——基于本区域东北段佛教寺院的调查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是青藏高原东部多文化互动的典型区域,历史时期和当代都处于宗教中国化的前沿地带。文章基于多次实地调研获得的材料,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当代实践方面对甘青河湟地区东北段藏传佛教中国化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其发展态势。研究发现,目前,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继续保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同时信教群众日趋多元,宗教仪式汉藏交融,寺院神灵汉藏共处,宗教建筑、宗教艺术也更加本土化,这些都无不体现出这一区域宗教中国化的特点。甘青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在历史时期已经走出了一条以中华文化为底色、融合区域特点的宗教中国化道路,在宗教中国化的当代实践上也正在呈现出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发展态势。     

西北地区藏传佛教遗迹调查

西北地区是藏传佛教进入内地的一个桥梁。从现有的一些历史遗迹和文献资料来看 ,河西地区自 8世纪起西藏宗教便开始在此地传播 ,其中西夏的统治是一个转折 ,然后最终是元、明两代藏传佛教在此地的不断深入 ,对藏族艺术样式的汉化起到了先行作用。另外 ,该地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对于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十六至十七世纪前期蒙藏互动关系与明朝应对

十六世纪初期,右翼蒙古势力进入西番地区,打破了明初以来以甘肃镇为军事枢纽,“北拒蒙古,南悍诸番,俾不得相合”的战略格局,也揭开了继蒙元之后蒙藏两族新的历史性互动关系的序幕。右翼蒙古势力深入西番地区建立游牧区,并将大量明朝属番收为己用,“番达合势”,严重冲击明朝在西番地区建立的羁縻统治体系,西北边防也承受巨大压力。“洮河事变”爆发,迫使明朝采取强硬的军事和政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遏制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的扩张势头,缓解西北边防压力的目的,但已无力改变蒙古势力在西番地区作为重要政治存在的既成事实。而伴随着蒙古各部皈信藏传佛教,蒙藏间结成更为紧密的具有融合性的互动关系。基于彻底解决来自蒙古方面政治军事威胁的政治期待,明朝对于蒙古皈信藏传佛教则持积极推助的态度,试图以此来化解北部边疆问题,这可视为后来清朝统治者“兴黄教所以安蒙古”国策的先声。     

觉囊派他空思想浅论

觉囊派是我国藏传佛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派,它的正式形成是以十三世纪末叶觉囊寺的建成为标志,但渊源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初的域莫·弥觉多杰。如果把十七世纪后半期作为觉囊派在西藏绝传的时间计算,觉囊派在西藏的历史有五百余年。其间曾出现过两次兴盛时期,从第一次开始向外传播,传到与西藏毗邻的川青两省藏区,形成了以中壤塘寺为中心的觉囊派寺院集团。至今这两个地区仍有党囊派寺院三、四十所,分别分布在四川的阿坝、马尔康、壤塘三县和青海果洛州的班玛、甘德、久治三县,在当地拥有一定的势力。觉囊派对佛教“性空”义的解释和所采取的修炼方法与藏传佛教其他各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