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

文章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这一视角出发,在解析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9—2020年黄河流域9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时空差异分析,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探究黄河流域内部耦合协调度差异的来源,并用马尔科夫链模型对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演进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耦合协调水平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增长后劲不足;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下游、中游、上游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递减趋势;总体Dagum基尼系数在持续缩小,各省份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是黄河流域基尼系数的构成主因;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等级转移概率存在区位差异,黄河上游的青海和甘肃在下一阶段仍将处于初级协调等级,中游地区达到中级协调的山西、陕西和内蒙古会继续保持在该水平,下游地区的河南和山东则有一定概率出现协调水平回落现象。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实证检验与时空演变分析

文章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的动态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相互贡献度较低,但加深趋势逐步显现。农业保险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的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逐步融合、协调发展的效应逐渐凸显,耦合协调度等级发生了明显迁移,轻度及濒临失调省份占比下降至零,初级协调省份占比不断扩大,勉强协调成为主要类型;两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全局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中,“高高”型省份多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型省份多分布在西部地区,“高低”型省份和“低高”型省份相对分散。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且存在指标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双重异质性。首先,长江经济带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得分相对较高,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得分紧随其后,而治理有效得分相对较低;其次,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即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最后,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农村教育水平与财政支农水平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空间差异

文章以中原城市群53个县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复合指标法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变异系数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度、发展度、均衡发展度及其空间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其耦合关系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未来应坚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均衡发展,注重城市土地利用规模的合理扩张与高效集约利用,着力解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住与社会保障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突出“新型”和“互动”,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四川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四川省18个地市新型“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各地市在表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传统”指标上得分相近,在“新型”要素上相差悬殊;四川各市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型”上下功夫,并寻求差异化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金融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改进熵值法建立协调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动态耦合协调程度,并结合灰色预测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稳步提升发展并对金融生态主体起支撑作用,后者波动较大并相对滞后,整体上,金融生态系统处于磨合时期及比较协调发展状态,发展空间较大,近五年将处于良好协调发展趋势.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构建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2006—2019年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面板数据SDM模型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省际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差距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总体呈现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格局,但东北地区近年来发展缓慢,已被西部地区所超越;（2）人口数量和城镇化率均能显著推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区域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3）人均GDP的增加对本地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起到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公路密度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无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提高。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评价

运用动力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提出能源与金融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与类型,构建全面、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000-2014年能源产业、金融产业的发展水平及能源金融产业共生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能源与金融系统经历了严重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良好协调四个发展阶段,但协调性总体较低,尚未达到优质协调发展。该结论对更理性地把握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态势提供了参考。同时,基于研究结果和"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提出促进中国能源金融合作的若干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镇化问题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旨在强调人本管理,城镇化的核心突出以“人”为上.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文章着重从人口城镇化进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三个方向的发展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不均衡,城乡二元制阻碍人口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固定,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向农村地区推广城市文明的进程难以完成.通过完善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利益;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和农村环境,创造吸引新生一代回乡发展的大环境;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提高农村人口对城市文明的接受度.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分析测度：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机理,构建了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以中部六省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了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具有空间集聚与空间联动特征;当前,湖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处于高水平的良性共振;山西和河南处于低水平的互相制约;安徽、江西和湖南已初步形成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湖南处于乡村振兴领先、数字普惠金融滞后阶段;安徽和江西则处于数字普惠金融领先、乡村振兴滞后阶段。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多维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各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分析,并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揭示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时空非平衡性及空间集聚特征;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反馈机制,通过环境规制→生态环境改善→生态宜居→乡村振兴的路径产生作用;异质性视角下,多维环境规制对乡村振兴的激励效应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强。     

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城镇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农民增收。本文采用协整分析,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各项构成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研究

以辽宁省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辽宁省2003—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沈阳、大连两市的人口和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位于辽宁省前例,其余城市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水平与沈阳、大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辽宁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整体耦合度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沈阳和大连两市已达到了初级协调耦合水平,鞍山、辽阳、盘锦、营口、锦州等城市的耦合协调性处于濒临失调或轻度失调阶段,其他外围中小城市处于中度和轻度失调状态,耦合协调性在空间上呈现出"核心-外围"依次递减的格局。最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促进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统计评价

推动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实体经济通过资本利润、技术进步、制度优化和管理效率提升为数字金融系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融资产品创新、交易机制、信息供给、数据治理等便利性服务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分别构建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加权法计算了数字金融综合评价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利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和分析了二者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从时间演化上看,2011—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经历了“中度失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主导发展类型也经历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数字金融主导型—同步型”的发展轨迹。从省际差异上看,2022年中国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现为东中部地区较高、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态势。     

基于ESDA-GWR的三重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前提。在界定三重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口、资本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283个地级市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三重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力。研究发现,我国地级市尺度的三重城镇化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不同地区差异明显,且存在空间相关;在影响三重城镇化协调度的各类因素中,内部驱动力占主导地位,外部驱动力的影响较弱,人口-资本城镇化和资本-土地城镇化协调是促使三重城镇化协调的中坚力量,而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则导致了三重城镇化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