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及其意义——兼与康有为等人比较

中国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中国本土文化被予以重新发现和诠释的时代。＂大同＂一词首见《礼记.礼运》篇,近现代思想家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李大钊、蔡元培都对大同理想津津乐道。其中,孙中山的大同理想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而且作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蓝图,体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因此,解读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有助于加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认识,同时可以直观地领悟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之间的分歧。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历史叙事与政治文化认同——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再检视

在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当中,章太炎的"历史民族"论颇具特色。这一观点强调历史的动态过程,强调制度、疆域、人的活动与融合,对于形成民族意识与民族记忆的重要性,而历史则是维系这种认同,并赋予其政治与文化内涵的最主要载体。他之所以在清末提倡历史之学,归根结底肇因于此。同时他的这些思考也贯穿于他在清末与立宪派的论争当中。章太炎此论,在民国学界虽少有回声,但柳诒徵与钱穆的史学思想,从论述框架来看,则与章氏颇为相似,此一脉络,实为理解现代中国史学发展与民族主义思潮变迁时不容忽视的线索。     

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梁启超研究的新进展——读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陈平原先生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博士论文是一个人进入学术界的入场券。而对于夏晓虹先生来说,她早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就已经奠定了她之后学术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三十年过去了,夏先生不仅相继出版了《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阅读梁启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等梁启超研究专著,而且还经过艰辛的爬梳整理,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及其后学的变异——兼与朱熹的解读比较

王阳明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解读,源自于朱熹《论语集注》将"克己复礼"分为"克己"与"复礼"两个部分,将"克"解读为"胜","己"解读为"身之私欲"。与朱熹一样,王阳明强调"克去己私",讲"克己工夫"。然而,阳明后学的解读却发生了变异。他们明确反对朱熹把"克己"之"己"解读为"己私",或将"克己"解读为"修己",或将"克"训为"能"。这些解读不仅不同于朱熹,而且与王阳明的解读也有很大差异,并与朱熹、王阳明的解读一起为后世所接受。     

论《管子》的音乐观——兼与儒家音乐观作比较

《管子》的音乐观与儒家音乐观相比较有其相同之处,表现为两者都重视雅乐的教化作用,但《管子》更重视探讨最高境界的雅乐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在对待俗乐方面,两者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俗乐的危害。但《管子》接受了俗乐兴起的客观事实,承认了俗乐的部分作用,如统治阶级在不沉湎于俗乐的情况下,可以欣赏俗乐;亦曾巧妙地利用俗乐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管子》的音乐观体现了它的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特点。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再论朱熹对《中庸》“性”、“道”、“教”的诠释——兼评傅佩荣《朱熹错了——评朱注四书》的相关观点

朱熹从人与物统一的层面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为该三句兼人、物而言,做出了与郑玄、孔颖达所不同的诠释,受到了王夫之、毛奇龄等人的质疑。但是,朱熹的诠释有充分的文本依据,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根据。尤其是,朱熹的诠释展现了《中庸》的更广大、更深入的宇宙观,揭示了《中庸》所达到的最高的"天地境界"。     

“新乡贤”的生成、困境与蜕变的可能——论二十年来“新乡贤”小说叙事的一种路向

“新乡贤”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有威望,热爱乡村并且奉献乡村的贤达人士.在二十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乡土小说中,就涌现出了许多书写“新乡贤”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新乡贤”的生成路径、现实困境以及蜕变的可能与轨迹都做了细致的揭示,既有理想的建构、理性的审视,又有冷峻的批判,表现出多元化的创作立场与丰富的叙事面貌.“新乡贤”叙事的意义不仅在于塑造了新的农民形象,而且对于当下乡村发展与文化建设而言,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周易》生命哲学“本体论”之思——兼与西方生命哲学“本体”之比较

对作为"大道之原""五经之首"的《周易》之"本体论"的解读,是深化对中国哲学认识的重要途径。《周易》提出的"本体"之思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乾坤并建",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屯》《咸》《恒》诸卦则体现天地万物产生之实情。《周易》所提出的本体论思想与强调生命哲学的柏格森之"本体"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区别。《周易》哲学将个体之间"生命交流"本体化,而西方的生命哲学则将个体盲目之"生命冲动"本体化。     

“思乡的蛊惑”:《朝花夕拾》及其他——论鲁迅的“第二次绝望”与思想的发展

面对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的第二次绝望,鲁迅写作了《朝花夕拾》、《野草》和《铸剑》等故事新编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显示了鲁迅在思乡的蛊惑中,回到故乡与童年的记忆中寻求精神的抚慰与依托,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鲁迅此一时期的安魂曲,另一方面又昭示出鲁迅在走向底层民众鬼的世界中,在从这一底层的阴间世界抵抗正人君子的阳间世界的斗争中思想的发展。同时,故乡不仅为鲁迅抗争心灵的黑暗与虚无提供了一种价值的视野与资源,也提供了抗争的动力与方法,在抵抗黑暗与虚无的斗争中,还张扬起一种独立抗争的复仇精神,《铸剑》正是这一精神的艺术象征。     

缘起、进路与观照: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共产党宣言》为中心

通常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最为直接的文本"。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未消匿。以《共产党宣言》为中心检视相关经典文本,可以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图景,其基本路向是:鉴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性、虚假性和迷惑性,彻底批判其阶级立场、理论基础及蒙蔽表征,完成总结性清算。这一清算的逻辑进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价值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借鉴。     

《红黑》停刊与与丁玲、沈从文分歧的源头——丁、沈关系新解

1979年秋,丁玲从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处得到<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两书于1934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此后,香港的一些书店将其翻印.由于书作者沈从文与作家的特殊关系,此书成为海外丁玲研究的入门书.     

马克思《问题》与《导言》人类解放理论新探——兼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

在以往苏联与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中,《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定性为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长期以来,由于上述"不成熟论"的影响,这两部著作及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哲学价值被严重低估,其深刻内涵远未得到充分发掘和透彻研究。事实上,《问题》、《导言》不仅不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著作",而且是他一生中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基本著作、主要著作之一。它们是马克思本人探索人类解放问题的思想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代表了他早期人类解放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重大哲学价值和强烈的启发意义。本文依据马克思这两部著作的文本,对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基本思想做了重新开掘和阐释,并对前苏联和我国学界中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了质疑和驳斥。     

《再别康桥》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吗？——“爱、自由与美”的“单纯信仰”幻灭后的诗意祭奠

徐志摩1920-1922年在康桥留学时期形成了以“爱”“自由”与“美”为中心的“单纯信仰”。1928年重游故地写作《再别康桥》时,“单纯信仰”已经无情幻灭。因此,《再别康桥》不仅仅是一首单纯的惜别诗,它是诗人“单纯信仰”幻灭后的一份感伤的诗意祭奠。     

不应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兼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

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思想观点归之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阶段,否定其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连续性,由此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文章分析了国内外学界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历史情况和现状,特别是针对董学文等在最近批评实践存在论过程中,在涉及《手稿》评价的原则问题上又体现出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新神话观点进行了辨析,用大量文献和事实证明了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