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中国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效率研究

加强供给侧改革,促进绿色农产品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5年绿色农产品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超越对数随机前沿模型,经过极大似然比估计与T检验,研究了中国绿色农产品生产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进步对于提高绿色农产品产量更为显著。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为此提出相关建议。     

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在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策略性的土地供给行为造成的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在土地供给结构扭曲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上表现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域分布、规模和资源禀赋上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土地供给结构扭曲会通过阻碍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抑制城市技术创新这两个途径降低绿色经济效率。     

中国省域能源绿色发展评价及时空特征研究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战略框架下，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是新时代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能源供给升级、能源消费转型、技术创新、环境可持续、政策效力五个维度构建了中国能源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不同地区的能源绿色发展水平，探讨了空间分布差异的变化趋势，从能源供需角度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因素进行了剖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能源绿色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整体水平较低，但地区间差异逐渐缩小。中西部与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持续下降，尽快缩小地区间差异是提升中国能源绿色发展能力的关键。地区间能源和用能需求逆向分布格局有所打破，能源供给差异逐步缩小，而地区间能源消费差异则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化石能源富集地区能源绿色发展动力多源于供给侧的推动，而东部地区则更多来自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侧的牵引。空间格局上，研究期内形成了以东部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为中心的“高高”扩散效应聚集区和由广东形成的“高低”极化集聚区。因此，各地区需要重视能源绿色发展尚不充分的现实，在供需平衡发展的路径下积极缩小区域间差异，加速推进能源绿色发展。     

绿色债券发行与成员企业清洁化创新偏好

有效发挥绿色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加快企业低碳转型是实现国家气候战略目标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股权穿透数据，实证发现集团型企业借助绿色债券发行释放战略转型信号，显著提升了成员公司的外部市场关注以及内部资源支持，加快了组织内部技术创新的清洁化趋势，体现出“声誉溢出”和“内部市场”效应对子公司绿色创新的双重激励。进一步分析表明，集团控股程度以及国有产权性质对绿色融资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加显著。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时空演变及分异驱动力分析

探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差异成因是实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协同提升的关键。文章基于生态地理区划，运用DEA-DDF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时空分析等方法对黄河流域2008—2019年48个城市绿色用水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集聚与时空跃迁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空间分异驱动力的来源。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变动呈现“W”型的演进态势，区域绿色用水效率绝对差异有所扩大。（2）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半湿润区和干旱区城市以低高-空心型集聚特征为主，半干旱区具有均衡分片集聚特征。（3）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具有动态的空间结构，半干旱区空间结构变动较大。发生跃迁的城市类型排序为高效率制约型>低效率驱动型>低效率制约型>高效率驱动型。（4）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异内源驱动因子中经济产出影响力最强，外源驱动因子中对外开放影响力最强。分区域来看，半湿润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经济产出和废水排放，半干旱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技术创新。     

城市蔓延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

有序推进城市蔓延对实现城市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统一化夜间灯光数据测度城市蔓延，匹配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城市蔓延的环境效应，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最后进行城市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减缓了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环境污染，且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城市、财政压力低的城市以及中小城市中更为明显；考虑外溢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本地的城市蔓延同样抑制了周边城市的环境污染；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抑制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合理化是重要的中介机制。     

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以及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研究期内,排名靠前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均衡发展,排名靠后的城市则存在发展短板问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分布格局再现“胡焕庸线”和“绿色创新马赛克”,呈“四核两带多点”的分布特征。第二,城市绿色创新表现出很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关联程度逐年提升。东部沿海城市多位于高值集聚区域,中西部城市多位于低值集聚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第三,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存在“U”型曲线关系。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与碳排放效应

文章以2006—2020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采取多期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区域碳排放，该结论在经过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理区位更具优势以及具备经济集聚优势、严格环境规制等资源禀赋优势的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区域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转型升级是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抑制区域碳排放的有效路径。     

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绿色税收作为绿色发展的题中之义,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保障作用。文章在重新界定绿色税收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通过选取1999—2019年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税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产业升级不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从完善绿色税收制度供给,优化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建立产业升级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绿色税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发挥作用的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绿色建筑产业发展要素研究

绿色建筑已经逐渐成为我国未来建筑业发展的大方向,有利于促进我国资源集约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改善.文章梳理了产业发展要素体系,分析了各要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并运用调查问卷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环境显著正向影响市场渗透程度及资源利用程度;政府作用显著正向影响市场渗透程度、资源利用程度以及阶段成熟程度;技术环境显著正向影响资源利用程度及阶段成熟程度.     

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创新效应

文章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测算2005—2018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方法分析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创新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绿色金融发展相对差异的变化较为稳定,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且绿色金融发展呈现一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第三,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未来中国经济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发展,绿色经济的发展将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文章基于对中国绿色经济内容的分析,构建由循环经济、绿色金融、节能排放、工业绿色发展四个指标群组成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提出用调整系数法来核算绿色GDP,最后从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城市,遵循ESG投资理念、实现绿色金融服务,统一碳排放市场建设、制定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方面提出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