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从大股东-机构投资者-经理人的多层面治理视角,基于中国2007~2010年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及其交互作用对两类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电子信息类企业,基金持股对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持股和经理人激励均能正向促进两类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地,基金持股与经理人激励对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基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的交互则负向影响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     

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最高形态，如何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国有股份所占比例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无显著性影响，法人股份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对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显著性影响。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中非执行董事所占比例愈高，公司更倾向经理人员多持有公司股票。研究得出结论。要使股权激励真正发挥作用，从公司内部来看，必须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建立和完善经理市场，从公司外部来看，必须完善证券市场。     

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吗?——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实际控制人选择直接持股上市公司,本文试图分析这种新生的持股方式能否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提升公司价值。我们通过对2004~2012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自然人直接持股公司比金字塔结构公司具有更高的会计业绩(ROA和ROE)与市场业绩(Tobin’s Q),并证实了直接持股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价值的3种路径,即直接持股公司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概率更低,实际控制人更愿意长期经营;大股东占款比例与关联担保发生概率更低,大股东侵占减少;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能够激励其更加关注公司业绩及市场价值。本文从股权安排的视角发现了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机制,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路径,拓宽了两权分离理论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结果对未来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与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和建议。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企业产权与公司绩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有机构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不同的企业产权,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股改前、股改中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讨论了以基金为代表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发现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而QFII对我国上市公司绩效没有影响。然后,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产权性质对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产权性质和股改过程这两个因素对以基金为首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有不利影响,而对还未介入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QFII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第一大股东持股和公司价值: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2003年和2004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计量了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经验关系,并考察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区间特征.作者观察到,第一大股东对公司价值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防御效应,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三次非线性曲线关系.     

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就是“掏空”吗?

以中国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以《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文件)的实施为契机，考察股利税税率降低后公司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是否利用分红“掏空”公司.研究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分红提升的可能性越大；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干预分红的行为并不损害公司价值.还发现，股利税税率降低后，自然人第一大股东获得分红有助于降低公司“资金占用”水平，并且股利税税率降低对自然人第一大股东分红动机的激励作用仅在公司治理较好时显著.     

传染的资金:基于网络结构的基金资金流量及业绩影响研究

资本市场的传染性是金融市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建立基金网络、利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了基金资金流量的网络溢出效应以及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具体而言,以2005~2014年中国开放式基金数据为样本,通过基金重仓持股数据建立基金网络,借助于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基金网络之间的资金流量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基于基金网络,基金之间的资金流量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基金网络带来的资金流量与基金的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零成本组合交易策略的年超额收益率达到6%。这些发现意味着,基金网络结构对基金的资金流量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给基金带来显著的业绩增长。结果表明,基于重仓持股的网络结构促进了机构行为的一致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对机构羊群行为的理解,也有利于加深对资本市场的认识。     

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基于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守效应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深交所78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两方面研究了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与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不同,本文在计量高管持股比例时包括了高管人员通过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股权。本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不同引起的利益趋同效应和壕沟防守效应导致高管持股与企业价值之间呈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在8%—25%之间,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守效应占主导,而小于8%或大于25%时,高管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占主导。研究结论对以激励为主要目的或以股权结构优化为主要目的的高管持股方案提供了经验证据。     

多元化战略、高管持股分布设计与公司治理

多元化战略实施过程中高管持股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其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企业战略收益的实现,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分析高管持股利益趋同效应对多元化战略成功实施的积极意义以及公司治理强弱对高管持股效应的影响.对沪深两市2005年67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提高高管持股激励强度能有效改善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效果,但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差异影响利益趋同效应的发挥.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战略实施的保障机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高管持股的壕沟防御效应.企业应该从高管持股分布设计和公司治理等多个维度同步建设入手,为多元化战略的成功实施创造条件.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2000～2003年沪市A股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盈余信息及时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盈余信息及时性强,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说明机构持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有效。     

家族上市公司扫描

“一股独大”问题被视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顽症,正当政府部门为解决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另一种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苗头——家族性高比例持股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设计有效的经营者持股激励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企业财务控制系统设计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考察实施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2年到2004年的业绩,本文发现,经营者持股金额与经营者年薪金额的比例是衡量持股激励强度的有效指标,该指标与股票报酬率呈线性正相关关系,与会计利润指标没有正相关关系。在上述公司中,董事长和总经理持股数量多的、高成长性的公司提高(长期)股票报酬率的效果更加明显。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如果持股数量能对经营者(特别是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利益有充分影响,经营者持股激励制度会以较低的成本达到较好的效果(公司股票报酬率显著较高)。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MBO

以我国上市公司中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为样本,就我国管理层收购与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建立了数学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这 25 家管理层收购企业中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持股呈非线性的三次方程关系,即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0～7.50% 的范围内,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提高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当管理层持股比例在 7.50%～33.35% 之间时,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导致管理层对外部股东的利益侵占,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从而表现为上市公司经营绩效与管理层持股比例负相关;而在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于 33.35% 的情况下,持股比例的增加又会刺激管理者的经营行为,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绩效.这一结果证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企业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单一性关系,对于我国有效地开展上市公司治理、合理地实施管理层收购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新证:可转债发行公告效应研究

本文对中国截至2004年底发行的全部可转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可转债发行公告对股东价值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将可转债按股性价值大小排序后发现,发行股性可转债对股东价值的负效应小于发行债性可转债的负效应,这与Myers和Majluf(1984)模型的“优序融资顺序”不一致,反映了中国市场特有的“股权融资优先于债券融资”的融资顺序选择。结合考虑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治理结构,在回归分析中引入反映“二元”股权结构的变量,发现可转债公告效应不仅与股性价值负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发债规模负相关,且与股权流动性结构、非流通股帐面值和财务杠杆等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量正相关。由此可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与治理结构的变革对中国资本市场融资顺序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影响。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会影响上市公司运行效率吗?

资本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效率?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股票的错误定价程度对上市公司运行效率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错误定价程度的提高会导致上市公司运行效率的降低，这一结果在基于沪深港通事件的PSM-DiD分析和基于基金赎回压力的工具变量法下均成立.在探究错误定价影响公司运行效率的潜在传导机制时，本文发现公司创新和融资约束有助于解释错误定价对运行效率的负向影响，且在控制上述两种传导机制后，仍然存在剩余效应.本文为研究股价的信息传递作用和微观层面的实体经济运行效率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浅议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之对策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主要问题表现为：第一．在股权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完全解决“一股独占、一股独大”的问题。第二，上市公司经理班子与董事会高度重合，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问题”。第三，作为上市公司重要资金来源的债权人如商业银行对公司实施的监控作用较小。第四，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薪酬结构比较单一．不能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起到足够的激励作用。     

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契约治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本文还发现,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笔者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