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产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关系，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间虽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但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类型转移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在提升本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同时，还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产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时空演变及分异驱动力分析

探究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差异成因是实现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协同提升的关键。文章基于生态地理区划，运用DEA-DDF模型、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时空分析等方法对黄河流域2008—2019年48个城市绿色用水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集聚与时空跃迁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内外两个方面揭示空间分异驱动力的来源。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城市绿色用水效率变动呈现“W”型的演进态势，区域绿色用水效率绝对差异有所扩大。（2）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半湿润区和干旱区城市以低高-空心型集聚特征为主，半干旱区具有均衡分片集聚特征。（3）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具有动态的空间结构，半干旱区空间结构变动较大。发生跃迁的城市类型排序为高效率制约型>低效率驱动型>低效率制约型>高效率驱动型。（4）黄河流域绿色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异内源驱动因子中经济产出影响力最强，外源驱动因子中对外开放影响力最强。分区域来看，半湿润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经济产出和废水排放，半干旱区的核心影响因子是技术创新。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文章通过引入产业关联系数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测算方法进行修正,并基于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且协同效应不断加强,共聚趋势逐渐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但经济距离阻碍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外溢效果。     

黄河流域经济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分别从全流域和上、中、下游和地级市层面测度了2006—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并分析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探究其空间集聚的区域分异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全流域和上、中、下游绿色发展效率均呈“V”型变化趋势，其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并不高，且绿色发展效率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2）从全局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其空间相关程度是波动变化的，总体上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3）从局部空间相关分析来看，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地级市和较低的地级市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两极分化明显，且在2010年后集聚区域相对稳定，具体为下游地级市“高高”集聚效应明显，上游地级市“低低”集聚效应明显，而多数中游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效应不显著。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126个主要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采用泰尔系数与GIS-ESDA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差异明显,但呈现减弱趋势,各城市间差异大于城市群际之间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州城市群,正相关集聚效应显著;中游城市群地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经济联系度不强;西部成渝城市群地区、滇中、滇南城市群区缺乏高水平地区,低低水平集聚关系较为显著;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组织特征呈现多核心与单核心边缘结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标准差椭圆的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2005—2019年的经济数据,采用空间格局统计与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基于标准差椭圆,运用ArcGIS 10.7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有向西南方向转移的趋势;制造业集聚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显著,且先后呈现向西南、西北方向集聚的趋势。（2）长三角地区M-PS面积下降,方位角差别总体上升,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可能存在某种方向性的关联。（3）制造业产业格局为以苏州、常州、扬州、杭州、温州、湖州、绍兴等为中心的“多中心发展模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大型中心城市更明显,制造业集聚在中小型城市更明显,产业协同集聚则在中型城市相对明显。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6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考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游最高,中游次之,下游最低,且呈“M”型双峰分布,两极分化严重;（2）绿色发展效率重心迁移分为“2003—2009年北向迁移”“2009—2012年西南向迁移”和“2012—2018年东南向迁移”三个阶段,且东西区域不平衡性突出;（3）总体上,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年降水量促进作用显著;（4）空间差异上,科技投入的抑制作用、年降水量的促进作用在中游较明显,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阻碍程度大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抑制程度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除个别地区外整体呈负向影响。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产业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吗

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异质性。从全国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在没有产生拥塞效应的前提下对能源效率影响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共同集聚对不同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差异影响。最后,提出改善能源效率的具体建议,如加速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创造产业良性竞争的集聚环境,减少政府干预等。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合作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将科技创新分为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采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借助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视角下城市创新合作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科学创新合作网络和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关联度均呈上升态势；（2）科学创新合作网络结构与技术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均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但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发展速度比科学创新合作网络更快；（3）“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视角下，板块内的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分布有所差异，板块城市间不同类型创新合作的溢出效应呈现跳跃式波动。（4）城市间空间邻近、文化程度地区差异和知识平台数量地区差异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差异、投资水平差异对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均具有负向影响。     

三大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测度及演化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三大城市群及各城市的绿色发展竞争力指数,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模型分析了绿色竞争力指数的空间演变特征,并借助障碍度模型揭示了其障碍因素。结果显示：（1）三大城市群及其内部城市绿色竞争力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2）三大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存在正向相关性,空间集聚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京津冀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减弱,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增强,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空间分布格局相对稳定,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3）制约三大城市群绿色竞争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经济聚集与碳排放

文章使用2003—2019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均显著。（2）碳排放具有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特征。（3）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集聚,并通过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发挥积极的减排作用,但在西部地区,经济集聚减排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