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

文章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区域生态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趋势;进一步构建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在空间分布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在时间变化上,中国区域生态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高。从异质性上看,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生态效率促进作用的发挥。     

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2006—2018年工业企业考虑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各地区行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力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因地制宜设定环境规制政策,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把握好环境规制的有效强度,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着眼于环境规制和劳动力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但将视角放在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层面的研究较少。为此,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模型、面板固定效应(FE)模型和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估计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直接影响,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运用OLS、FE还是Tobit模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环境规制不仅直接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路径分别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还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高级化;在上述的三条传导路径中,环境规制直接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大,直接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据此,进一步从政府层面提出因地制宜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力度、加大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对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依赖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即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本地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整体上对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未形成显著的溢出效应。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文章基于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黄河流域9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深入解析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与形成机理。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并逐渐放缓。分省份来看，山东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甘肃与其他省份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表现出波动性特征，自西向东递增的阶梯性分布态势发生改变，高水平区域由东向西偏移，并表现出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的变化趋势，原本“东强西弱”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逐步被取代。（3）人力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提供了良好的要素支撑与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与科研成果转化则对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外商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有利于带动周边地区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聚集区，而科研成果转化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而表现出负向溢出效应，其余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与空间驱动

文章基于黄河流域96个城市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利用核密度估计模型、重心模型考察其时空分异特征,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分地区看,上游最高,中游次之,下游最低,且呈“M”型双峰分布,两极分化严重;（2）绿色发展效率重心迁移分为“2003—2009年北向迁移”“2009—2012年西南向迁移”和“2012—2018年东南向迁移”三个阶段,且东西区域不平衡性突出;（3）总体上,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经济实力和科技投入抑制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年降水量促进作用显著;（4）空间差异上,科技投入的抑制作用、年降水量的促进作用在中游较明显,环境污染在东部地区的阻碍程度大于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的抑制程度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除个别地区外整体呈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00—2019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以及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城市绿色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研究期内,排名靠前的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均衡发展,排名靠后的城市则存在发展短板问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空间分布格局再现“胡焕庸线”和“绿色创新马赛克”,呈“四核两带多点”的分布特征。第二,城市绿色创新表现出很强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关联程度逐年提升。东部沿海城市多位于高值集聚区域,中西部城市多位于低值集聚区域和异质性区域。第三,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存在“U”型曲线关系。财政科技支出、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此外,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科技合作对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开展科技合作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在理论分析区域内、跨区域科技合作对城市创新能力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借助2013—2020年黄河流域地级市经验数据，系统考察了科技合作对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合作显著促进了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一影响在上、中、下游城市具有异质性；科技合作通过影响黄河流域城市在国家创新网络的中心性，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科技合作对黄河流域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吸收能力门槛效应，高吸收能力区间内科技合作对创新能力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科技合作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黄河流域内其他城市创新能力提升，但区域内、跨区域科技合作的空间影响存在差异。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黄河流域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6—2020年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GMM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变化特征，同时，制造业集聚还会扩大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无论是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还是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均存在路径依赖。（2）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上、中游地区呈现“U”型变化特征，而在下游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制造业集聚对城市间绿色经济效率差距的扩大效应呈现上、下、中游地区依次递减的变化趋势。（3）流域内制造业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财政科技投入、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

财政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科技创新是提高生态效率、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文章利用1999—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模型测算了我国生态效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财政科技投入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提高。东中部地区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生态效率提高，西部地区则不明显。（2）财政科技投入显著促进了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东部地区以促进中高端科技创新为主，中部地区以促进高、中、低端科技创新为主，西部地区以促进中低端科技创新为主。（3）财政科技投入主要通过影响科技创新促进生态效率提高，东中部地区分别通过中高端、高端科技创新促进生态效率提升，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生态福利绩效

文章选取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生态福利绩效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态势;滞后1期的生态福利绩效对当期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外溢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在短期内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增长;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研发投入水平、绿化水平和人口密度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都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国际贸易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且国际贸易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技术创新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外商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