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看不见的手”的社会伦理性质

“看不见的手”是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存在着的某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的力量。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市场，调节市场的资源配置和平衡。不仅经济领域有“看不见的手”，其它领域也有“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和作用。“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能够自发沟通私利与公益，调整和促进社会公正，但也存在着功能缺陷和伦理局限。只有“看不见”与“看得见”的两手相辅相成，才能使社会的调节功能相得益彰。     

国家在干什么？——一个经济史分析视角

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以此来考察中国经济史上国家的行为，发现在大多数时候，国家扮演着掠夺之手的角色。国家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原因有三：法治与民主缺位，商业行会力量微弱，国家之间缺乏竞争。国家的掠夺行为是阻碍中国迈人工业文明时代的深层次原因，当代中国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合理界定国家的行为边界。     

国家在干什么?——一个经济史分析视角

国家理论关于国家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三只手: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以此来考察中国经济史上国家的行为,发现在大多数时候,国家扮演着掠夺之手的角色.国家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原因有三:法治与民主缺位,商业行会力量微弱,国家之间缺乏竞争.国家的掠夺行为是阻碍中国迈入工业文明时代的深层次原因,当代中国经济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合理界定国家的行为边界.     

“政府之手”:魁奈的国家干预论

魁奈是一位十足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但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却第一个明确提出和使用了比现代学者所谓的“看得见的手”(国家干预)要早200年的“政府之手”,并且还考察和阐明了市场运行在由利益机制自动制导的同时,又务必施之以有见识的“政府之手”的干预。     

填补市场与政府空白的第三只手——可持续发展中的伦理道德

在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常常发生“失灵”的情况，这必然带来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后果。可持续发展观提供了“第三只手”，这就是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筑基于以人为本，诉求于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因而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推动力，实在堪称“第三只手”。     

"一捆矛盾"的双重解读——林语堂的"变"与"不变"

林语堂的一生经历了政治态度、宗教信仰、书写方式、研究领域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而终生不变的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和启蒙精神的坚持、一脉相承的科学精神和矢志不移的审美情怀、人文主义的固守和中国智慧的传播以及殷殷的爱国之心和拳拳的报国之情。“变”与“不变”的交错与互动，正是导致林语堂“一捆矛盾”的根本原因。     

“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辽宁“五点一线”力量模型的点轴效应

辽宁的“五点一线”是一种力量模型，是点轴开发的力量模型。“点轴”作为区域开发的一种科学模式，是属于地带性与放射性区域开发布局。辽宁的“五点一线”的“五点”为增长极，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点；“一线”为轴线，表现为流域经济和通道经济辐射区。认识和构建辽宁“五点一线”力量模型，是争取“海上辽宁”乘数效应的核心。     

试谈“系统论”在语言阐释中的运用

本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者索绪尔提出“语言本身是个系统”。但由于他排斥意义,仅限于声音、文字的语言表层。50年代美国乔姆斯基在其创立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中提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理论,补充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欠缺的另一半,使语言的系统性成为内外俱全的“完形”。但乔论着重“生成”,若把它转为“阐释”,还有待于“系统论”在语言中的运用。本文试图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解决古代语言上的“通摄”问题：对语言整体结构的形状提出“有形系统”与“无形系统”;对语言诸要素的存在状态提出“静态性存在”与“动态性存在”;然后再用“价值存在于关系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字、词、语句、篇章以及语音、音值等问题。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中国古代妇学书籍略论

中国古代妇学书籍是中国妇女文化的一部分。本文从三个层面上对妇学书籍的发展及其主要内容进行分析后，指出：封建社会中，为适应男权势力统治女性的需要，妇学书籍针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为父之女”、“为夫之妻”、“为子之母”而大力宣扬“三从”，并用“四德”具体地予以强化。古代妇学书籍的产生、发展与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密切相关，对我国女性特定的心态和气质的形成以及社会，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 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要想完善研讨式教学法，并进一步推广，必须对其变式进一步研究。“三明治”教学模式是“研讨式五步教学法”的重要变式之一，它由“基础知识讲授”、“典型案例讨论”和“科研项目研究”3个环节组成。“三明治”教学模式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过程中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之目的。这种教学模式能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其各方面的能力。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东晋郊祀制度研究

本研究尝试以“体”与“制”为框架，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解读东晋的郊祀制度。认为这个制度以师古、适用为原则。既有依王学的改造。也有对郑学的择从。不断地清除淫祠杂祀“小传统”，向礼经“大传统”回归，其理性化、工具化的倾向突出。     

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与“大手覆盖”

在金融监管的历史上,每当发生严重的银行或金融危机,政府就从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转向“大手覆盖”。目前,在爆发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从倡导金融自由化,向谨慎监管的理性回归。事实证明,在一个现代金融服务的复杂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金融风险无处不在的金融世界里,更多地使用“大手覆盖”而较少地使用“宽柔之手”,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试析我国古代“诚”与“信”思想及语词的发端

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重要的规范之一。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上的经营之道，政治上的为政之道及伦理道德的养成之道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萌芽了。它起源于人们日常活动及人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自律。而“诚”与“信”又是两个有着不同含义、相对独立又可互训相通的字。“诚”与“信”最初是单独使用的。从先秦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意义没太大变化。     

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

正史“西域传”从严格意义上说始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取决于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均由班固开创，而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     

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和他的“新发现”

亨利·德曼的“新社会主义哲学”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并与资产阶级哲学实行联姻，德曼在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的“新发现”表明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曲解，这一哲学不仅在理论上没有给社会主义运动贡献新东西，而且在实践上蜕变成了与法西斯合流的反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