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型模式,对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工业企业专利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且上述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价值,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发展落后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较强的地区,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的"量",对创新的"质"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文章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融合路径和融合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边际效应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吗？

高质量发展具有多维属性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提供普惠服务和精准服务为核心价值的数字金融借助一系列数字技术,为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从而成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建立以结构合理的产业体系、创新有序的市场体系、高效公平的分配体系、协调平衡的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友好的生态体系以及全面多元的开放体系为框架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本文对我国2012-2017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数字金融确实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基于不同高质量发展指数和互联网金融包容指数的稳健性检验也肯定了这一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利用普惠服务的核心属性协调区域发展确保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证实了其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容数字金融创新发展,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的靶向性,有助于数字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是助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文章从省际面板数据中截取了2011—2019年的部分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创新、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分区域探讨的情况下,回归结果依然具备较强的稳健性;(2)数字普惠金融能进一步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3)随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生改变,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4)分区域来看,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而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则相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中国技术创新重要主体,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事关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效果,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其绩效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我国创业板63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在2011—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效和创新绩效4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且企业的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促进效果更好,对规模较大、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乡村振兴是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分析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地区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乡村振兴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绿色普惠金融、公共服务正向影响共同富裕,其中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绿色普惠金融次之、公共服务最弱。因此,应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筑牢共同富裕根基底盘;着力建设技术创新引领高地,贯通科技循环通路;强化绿色普惠金融服务,延伸金融覆盖范围。打造多元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供给,力求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及有效性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广义Bonferroni曲线测度社会包容度指数的基础上,利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FY分解方法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存在明显的边际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财富渠道和创新渠道显现,金融渠道传导作用有限;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贡献度总体上升,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贡献率增长最快。究其原因,地区人均GDP、城镇化率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使得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存在明显的区制转换效应。本文可为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提供量化分析,也为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