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梳理分析财政支出影响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看，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空间差异上来看，东北地区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大，而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财政支出能够通过促进城乡空间结构调整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配置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间接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的门槛回归模型,就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落后阶段,农村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且影响效应最大;农村金融发展中等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明显减弱;农村金融发展发达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赋能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维度的促进作用从强到弱依次为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创业活跃度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存在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创业活跃度和农村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的分析

文章借助CRITIC-熵权法测算了2012—2020年我国2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并借助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对影响效应特征进行探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地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且边际提升效应会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高而递增,随着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先增后减。同时,这种提升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在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中,仅对创新和共享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三大地区中,对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作用效果最强,而对中部地区未见显著影响;在空间上,对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正向作用显著,而对关联地区的文化产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内在机理与实证分析

文章从空间、经济、社会、生态4个维度诠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并构建了多维度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探索数字经济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且对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正向驱动效应更强烈;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正向促进效应不显著;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助推城乡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生态融合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基于省际异质性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8—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构建农村创业活跃度指标并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十分明显,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农村的创业活跃度;与此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创业效应存在省际层面的异质性,在城镇化进程、农村金融发展、农村人力资本以及产业结构等宏观外部环境越好的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越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村创业活动的关系,而且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见解。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中国粮食生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空间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ESDA(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农业劳动人口比重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并从空间相关性和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空间分布研究了我国劳动力要素投入对农村固定资本投资的空间门槛特征.研究表明:当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分别跨过0.067、0.243和0.285这三个门槛值时,农村固定资本投资对人均粮食产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边际效应差异;东部、中部和北方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地区,在空间上主要处于L-L集聚、H-L集聚或不显著地区;西南则是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较高的地区,处于H-H集聚地区;在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下,农业劳动力比重的门槛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     

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与西部地区减贫效应分析——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基于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之间存在明显的单一门槛特征。在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农村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医疗贫困以及教育贫困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农村金融发展对生活贫困减缓和医疗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但对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财政支农对生活贫困减缓和教育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而对医疗贫困减缓的影响,在跨越单一门槛值后反而具有较大的抑制效应。     

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

利用2005—2016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影响的空间特征。研究表明:农业信贷投入对农民增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两者之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短期内邻近地区农业信贷投入不利于本地区农民增收,但从长期来看则对本地区农民增收起到了促进作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农业信贷投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单一门槛特征。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城市化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检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区间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阶段,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相对收入差距;但是城市化对于城乡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都为正,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影响强度会下降。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市场一体化：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重点关注中国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这一现实问题，在梳理互联网对市场一体化进程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实证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互联网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果存在门槛效应；互联网发展能通过促进市场整合与强化区域联系这两条路径推动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但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     

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并进行了空间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好,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而农业受灾害的上升、农业信贷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农增收。     

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基于公司2010—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政府人才政策、区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结果发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激励效应,而且评价、激励类政策工具比引进、培养类政策工具更能全面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基于区域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当区域制度环境指数突破一定值后,人才政策会更显著、更大力度地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人才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引进、培养类政策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东部地区显著;评价、激励类政策在西部地区不显著,在中东部地区显著。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重要手段。为了探讨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及要素流动对我国城乡融合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通过促进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