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比较优势分工视角下区域间贸易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评估

既有研究注意到了碳转移，但未能充分关注区域间贸易是否具有碳减排作用。基于比较优势分工视角构建了区域间贸易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性核算框架，借助MRIO、贸易情景假设及SDA分析法，利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估计了区域间贸易通过不同机制对全国及各省份碳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类型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区域间贸易大幅降低了中国碳排放总量，多数省份实现了碳减排，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推论。第二，区域间贸易通过碳替代和碳转移两种机制影响地区碳排放，碳替代机制发挥了碳减排主要作用，碳转移机制增排和减排的影响相当。第三，从贸易类型看，中间品和最终品两类贸易都产生了积极减排贡献，中间品贸易的碳减排贡献较大。第四，从变化趋势看，中间品贸易结构低碳化发展已成为驱动全国及各省份碳减排的重要因素，而最终品贸易结构未呈现出低碳化趋势。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期望为推动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各行业碳减排效果模拟研究

差异化的产业减排激励政策是中国低碳经济转型中的重要课题.基于投入产出方法,本文对不同情景下的行业减排效果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①国民经济中的高碳行业包括4个全过程型、15个传导型和6个表观高碳型.②在不同情景中的减排效应差异显著.强度减排方面,传导型行业降幅最大,其次是全过程型,最后是表观高碳型;绝对减排效果方面,全过程型高碳行业效果最优良,其次是表观高碳型,传导型的绝对减排效果最差.在行业减排激励政策制定中,选择重点扶持行业应重点关注其减排效果差异型特征.③减排技术进步是推动中国行业低碳转型的关键和潜力点.但短期内,减排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仍不足以抵消最终需求规模上升引起的增长效应;随着技术进步幅度增强,最终将带动碳排放总量下降.中国减排政策制定和目标分解中,应注重长、短期激励政策的协同安排.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

文章以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减排效果逐步增大。研究期内,政策启动后第1年碳减排率为11.16%,次年为11.73%,至2019年减排率高达42.8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四个渠道作用于碳排放。因此,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针对试点过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保障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同时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碳减排的多维路径,促进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双控”和“双碳”目标下中国省域能源消费指标分配

在能源消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201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非期望产出的动态ZSG-SBM模型，在能源消耗总量既定的条件下调整分配了各省份能源消费量，分析了调整前后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基于2030年中国省级GDP总量、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排放量的预测数据，应用加入了公平指数的ZSG-SBM模型，优化了2030年中国各省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污染物排放配额。研究发现，在能源效率趋向前沿面的情况下，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9个省份减少了能源消费配额，东部地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增加了配额，调整配额后，全国各省份能源配置效率得到明显改善，能源消费强度显著下降；而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情景下，东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配额减少，中部和西部地区各省份能源消费指标配额增加，碳排放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恰恰相反，从而西部地区获得更多能源消费量指标配额，更少碳排放和污染物指标配额，西部地区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     

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来自粮食主产区的实证

文章基于1998—2019年我国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农业碳排放总量来看，农业机械化对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松花江流域的增排效应最大。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当分位点升高时，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效应也逐渐变大。从农业碳排放强度来看，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粮食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碳排放强度，表明农业机械化促进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和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     

政府碳排放管制政策对电力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政府通过碳排放量上限、执行严厉程度及碳减排扶持政策等管制政策会影响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量的稀缺程度，控制碳排放价格稳定，实现政府控制碳排放总量目标。文章认为，碳排放价格是一种重要的市场信号，碳排放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不同电力企业的经济行为决策，推动社会资金合理流动，优化能源结构。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碳排放量控制效率的经济解释

从规模经济、学习经济、网络经济和适应性预期等经济学角度,作者揭示中国碳排放量锁定在技术和制度的复合制度体系。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高碳企业因承担额外环境成本导致最优产出下降,驱动高碳行业降低碳排放总量;低碳企业因获得额外环境收益导致最优产出增加,驱使资金流进低碳行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实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其理论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试点省份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推动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要优于中西部地区。此外,碳交易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转型进而提升生态福利绩效;而技术创新的生态福利绩效提升效果不显著。     

基于区域间贸易矩阵的中国各省区碳排放转移研究

定量测算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量及省区间碳排放空间转移量,是科学制定区域减排规划、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文章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法,建立了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碳排放转移模型,测算了中国各省区的隐含碳排放总量和省区间调入及调出的碳转移量,为界定各省区在区域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责任及减排配额分配提供参考。     

重点行业碳减排是否会导致行业间的碳泄漏

本文基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分析了高耗能工业和能源行业等重点行业碳减排是否会导致行业间碳泄漏的问题。结果显示,重点行业减排并未引致行业间的碳泄漏效应,而是实现了整体减排的“扩散效应”,各行业的碳排放量均呈现了下降特征,价格体系和投入产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动佐证了这一现象。一方面,重点行业减排导致高耗能工业、能源行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低耗能工业、建筑业中投入要素成本增加和产品价格上升,因而高耗能工业品、能源产品消耗增加的“回弹效应”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在重点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下,各行业有效控制和降低了中间投入中高耗能产品和能源产品的使用,存在着紧密产业关联的能源行业、高耗能工业、低耗能工业、建筑业中间投入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大,对碳减排的贡献程度较高。     

中国省域水资源使用的回弹效应测算

为了缓解水资源供求矛盾,研究水资源利用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水资源回弹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GML指数和LMDI模型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31个省份水资源使用的回弹效应。实证结果发现:2012—2015年中国各省份水资源使用回弹效应的平均值为-1.3098%,2015—2018年则为8.8227%,两个阶段的平均值为3.7564%。由于水资源回弹效应的存在,解决水资源供求矛盾不能仅仅依赖于技术进步,还需要结合政府管制、水价、排污权交易等多种其他措施。     

城市化与中国碳排放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从外需增长转向内需增长,而内需增长的核心是建立在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化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引擎。为反映城市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研究1978—2010年期间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中西区域城市化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与效应。研究发现: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样本,城市化水平对各省碳排放均为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化的推进带来了碳排放的增加,但这种正相关的关系并不显著,因城市化的进程会引起环境问题,进一步的城市化则慢慢消除了环境问题;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与碳排放、碳强度与碳排放的关系显著为正。鉴此,减排的重点在于降低碳强度,并可通过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的变迁减少碳排放。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的中国产业完全碳排放研究

通过定义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建立产业完全碳排放分析框架。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和能源统计数据,对各产业的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部分产业直接排放系数靠后、完全排放系数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隐蔽的产业;部分产业的两系数都居前,属于碳排放较为明显的产业。立足于节能减排的角度,这两类产业都是控制能耗和碳排的重要产业。从总量的角度来讲,建筑业是满足国内需求的第一碳排放产业;从进出口贸易角度来讲,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则是碳排强度最为显著的部门。研究结论说明,完全排放系数更能全面反映一个产业的碳排放状况。直接排放系数和完全排放系数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产业隐蔽的间接排放。最后,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综合经济管理政策方面对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些建议。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财税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碳强度

“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我国省际碳排放量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引入行业集中度概念,基于多种权重矩阵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测算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技术产值、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碳排放总量的区域内溢出、区域间溢出及空间总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呈现轻度集聚态势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拟合最优;不同因素对于碳排放总量的各种溢出效应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