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股权结构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同时将股权结构分为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检验其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下,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通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可以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而股权集中则会弱化这一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无环保投入及规模较大类型的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技术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及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均表现得更为显著。     

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BM-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FGLS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了自然资源禀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总体呈上升趋势，且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相比低、中水平的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弱化人力资本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     

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企业信用风险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的发挥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当融资约束水平较低时，信用风险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跨越门槛值后，信用风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融资约束门槛区间内，货币政策均发挥负向调节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门槛值更低，且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融资约束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弱，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民营企业信用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两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度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后,制造业集聚的环境负外溢性以及技术锁定效应强于环境正外溢性和技术创新效应,导致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集聚对私营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强。扩展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均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制造业集聚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集聚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导致的。     

企业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影响的实证

文章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成本;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为向社会传递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高于非重污染企业,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信息披露质量对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程度加深能够给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正向影响;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创新是数字金融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中介因子。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这类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大。数字普惠金融会对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城市规模与城市经济绿色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借助DDF及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7—2017年我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全国及各地区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且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要优于技术效率，并成为决定当前城市绿色增长的主导因素。其次，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对城市规模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上可划分为前期抑制、中期积极促进、后期小幅促进三个阶段，门槛值分别为88.7万和300.1万。最后，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城市规模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持续减弱，直至不再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主要发生在大城市，且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县域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长江经济带上游流域证据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挖掘绿色发展的金融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用综合指数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生态问题突出、金融欠发达的长江经济带上游乌江流域40个县域为样本,估计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金融不发达,但是整体水平处于上升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6%,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全样本下,县域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效应,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下游地区县域金融推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上游地区县域金融则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8年之后县域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增大。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际产业转移、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应用索洛余值法,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京津冀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反距离权重矩阵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解析。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地区对邻近地区有负向影响;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其对相邻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尚未形成;从直接效应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基础设施与经济密度指标均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从间接效应看,仅人力资本指标对邻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影响。     

中央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以100家上市央企2012-2015年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盈利能力等10个要素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状态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监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社会监督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央企环境责任显著正相关;成长能力、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水平与央企的环境责任履行状态不相关.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文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微观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企业金融发展与企业TFP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当期企业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相关关系,而滞后一期企业金融发展则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区域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R&D活动分解为上游的"科技研发"和下游的"经济转化"两个阶段,并通过构建相应的网络SBM模型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区域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等进行全面的动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考察期内,中国R&D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2.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技术效率,是R&D活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3.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而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之间几乎完全背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4.相对于科技研发阶段,经济转化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才是R&D活动发展的主要因素;5.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有所降低,均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以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基础,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建立了随机前沿面板模型(SFA)测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了个体时间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对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出口贸易对数值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是-0.0076,对其增长具有显著的较小的负向效应,而中国对各国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贸易对数值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004和0.0088,对其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但进口总额对数值的系数大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数值的系数;“一带一路”的实施没有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国TFP的影响发生巨大变化.     

农业企业的盈余操控更为严重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7—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行业特征和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较非农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而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较高的盈利能力强化了行业特征对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正向影响,而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则不具有这种影响。该研究不仅证实了农业上市公司较非农上市公司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盈余操控,还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对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以及盈利能力对行业特征与两种盈余管理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异质性。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