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而言还是对研究来说,都由来已久。划分的目的当然应是为更好说明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也更易操作。但若对研究发展的总体作评估,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规模和数量上的比较,似乎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外部研究。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说,数量多并不一定等于质量高,但还是必须叩问,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的、商业的压力,是否也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中寻找到某种答案?随之必然要问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总体到底该如何理解?还必须追问,是否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代文学?因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本身似乎就在表明,现代文学是可以也可能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划分的。然而,外部研究的和内部研究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存在或许也在提醒:其消长和对峙只是因为,仅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很可能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可能是大于研究方法的,也因此才会不断有未被发现的阴影和遮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研究和对现代文学内部外部的划分上出了问题?急于想把问题说清楚,却以化约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了代价。也许恰恰是划分本身的简单与片面,令研究者难以面对一个整体的、多侧面的和矛盾行进着的现代文学,直到无法正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最终反而难以科学说明问题。     

自由常数和自由变数——对非自由社会的一种考察

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是一组社会学对词。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非自由社会的历史形态,然而不同民族的非自由社会却有着相似的共性。本文试图通过“自由常数”和“自由变数”的定量分析,对其一般共性予以纯理论的科学考察。     

自由常数和自由变数--对非自由社会的一种考察

自由社会与非自由社会是一组社会学对词.许多民族都曾经历过非自由社会的历史形态,然而不同民族的非自由社会却有着相似的共性.本文试图通过"自由常数"和"自由变数"的定量分析,对其一般共性予以纯理论的科学考察.     

文学内部和外部研究的“断裂”与“弥合”

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文学内部研究强调文学审美特性,外部研究重视文学文本中隐藏的意识形态,二者的对立可以说是审美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要解决文学研究的＂钟摆＂现象,必须解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文学语境的虚拟性使它自身得以与文学外部的文化语境相疏离,是它们之间产生一种奇特的距离感;文学语境的审美性使得它与文学内部研究保持本质性的联系。文学语境作为介于文学内部语境和文学外部文化语境之间的特殊场域,使得文学内外有机地衔接起来。     

超越外部与内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转换与互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问题.分析其背景和意义,可知它是在回到文学本身、对文学性的维护和坚守的语境中出现的,它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倾向.文学研究应以对象为基础,应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研究方法是为了对象和问题的存在而存在的,它应根据对象实现转换和互动,应该超越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走向文学的综合研究.     

试析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

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各有特点又互为补充。注重二者的协调是做好审计工作的关键。     

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

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命题引入我国,引起关于当前文学危机的讨论。德里达把文学“终结”的原因归结为“距离”的消失,颇具启发意义。对“文学即距离”应如何理解?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当前文学的危机究竟何在?文章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探讨。     

回到“文学”史系统——对我国欧美文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在批判的反思中回顾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历史,指出从过去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当今正在走红的“文化研究”实质上都是“外部研究”。在历数“外部研究”的弊端和危害并分析其成因后,本文主张,欧美文学研究应该回到“文学”史自身的系统上来,还文学独立自主的地位。     

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文章”即有文体的、独立成篇的作品。古代“文章”体系有总集、论著、目录三种形态。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文”排除“笔”便可建立“纯文学”体系,但这个机会因“文笔之辨”的偃旗息鼓而失去,其时构建的是“文、笔”合一的、以“诗赋”为领头文体,以情灵、文采为追求的“文章”体系,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隋唐以后,“经、子、史”经过“剪截”改造进入“文章”体系,“泛文学”体系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此“泛文学”的“文章”体系,具有审美与实用双重价值,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开放性,其突出“情灵、文采”的特征,展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     

“世界文学”视野下的“民族性”诉求——论文学研究会的译介倾向

文学研究会积极译介世界各国各民族近现代的文学动态,包括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试图形成"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与"和而不同"的评价系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参照体系与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具体的译介策略上,本着"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的现点,通过强化评介对象的民族性特征来展现译介活动的"民族性"诉求.从而使文学研究会的译介行为呈现多元化的价值追求.     

内部审计外部协同的可行性研究

企业内部审计外部协同可以表现为外包会计师事务所、与注册会计师或其他企业内审人员合作内审、与其他企业内审机构合作实施交叉审计等三种模式。内部审计外部协同能够提高内部审计的独立性、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能够提高审计质量。内部审计外部协同的局限性:无法满足企业的个性化要求;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完善;难以和企业的长远目标协调一致;在内部审计外部协同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商业秘密的泄漏等问题。     

网络文学“内部研究”:现实依据、问题域与实践探索

一个时期以来的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大多数属于"外部研究","内部研究"数量少且薄弱。经过"纯文学网络化""大众文学数字资本化""IP产业化与‘文’‘艺’交融生产"三个时期的发展后,中国网络文学仍然存在着以文本为界限的内、外关系和内、外领域,这构成了网络文学"内部研究"的现实依据。网络文学外部关系和"外部研究"问题域主要由网络文学的发生发展、媒介平台、创作与生产、阅读版权、海外传播、IP产业、社会文化、文学制度、理论批评、资料库等及其研究构成。网络文学内部关系和"内部研究"问题域则主要包括世界设定、叙事艺术、人物塑造、思想主题、美学风格等及其研究。由这些方面相结合而成的"双环套嵌"结构构成了网络文学整体关系和"内外综合"研究问题域,其中内部关系、"内部研究"问题域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对《二零一三》《天才基本法》《盗墓笔记》《全职高手》等八部网文名作的细评,是当前网络文学"内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致力于探究文学的内部规律——作为学者的刘恪

刘恪兼具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我这里只谈作为学者的刘恪。作为学者的刘恪,对于文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特点和追求,那就是他多年以来致力于探究、揭示文学的内部规律。对此我简要谈谈五个方面的看法。其一,关于文学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概念的辨析。一般认为,大而言之,关于文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如果着重在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比如上午有人讲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那就可以说其侧重在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如果着重在研究文学的内在构成和文学的创作过程等问题,那就可以说其侧重在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区域文学廿年研究之总检讨——兼论区域文学学科构建的可能与瓶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区域文学研究至今已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类成果的收获上:一是各类区域文学史的编纂;二是文化视野下区域文学的个案专注;三是区域文学文献的校辑。与该领域如火如荼的研究状况相比,区域文学理论的探讨不仅姗姗来迟,而且极度冷清。这种理论指导的缺失性直接的后果便是出现了区域文学研究中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研究目的上的盲目排外性和研究标准上的杂乱性。这也最终导致了区域文学作为学科构建之路任重而道远。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兼论文学研究的学理问题

此文以“全球化”为关键词,讨论了这一语境下人文学术的现代性问题。由于后续发展国家大多将欧美议题和理论作为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和理论再生产,因而形成当代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的全球化现象。作者指出,由于知识命题和知识方式的关联决定知识的有效性,所以,学界尤应关注在此语境下形成的认知框架、学术指向和共同议题。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经验可以针对理论的盲点形成不同的参照框架,但不能以某种民族立场替代知识方式。中国学界在此学术生产链中,应保持自我认知,除了引介欧美学术议题、话语形态以及参照中国本土经验型个案外,还应在学理意义上凸显自身的洞察,以此才能探索有效解释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