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与分布动态演进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文章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测算了200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利用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分析方法全面考察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显著。（2）总体而言,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左高右低”的“偏左”分布特征,样本期内低水平集聚态势逐渐改善,并且不同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存在差异。（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较为稳定,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省份对邻近省份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     

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上的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2016年以后及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是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之一。文章通过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行统计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识别其影响因素,探究其影响机理,定量测度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2002—2021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2021年我国各区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数整体呈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且存在较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但该空间集聚态势随时间推移在不断演变,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积极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财政支农力度则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式产业现代化的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从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中国式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协同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创新现代化与中国式产业融合现代化5个方面构建了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QAP方法分析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产业现代化虽然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但表现出攀升趋势;区域差异显著,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阶梯分布状态;中国式产业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源自地区间差异,并表现出减小趋势;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子维度差异是引起中国式产业现代化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为中国式产业融合现代化、中国式产业结构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协同现代化、中国式产业创新现代化子维度差异。应完善中国式产业现代化顶层设计、实施地区产业协同发展战略、加速中国式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推动中国式产业现代化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测算、演变格局与收敛规律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中国式现代化水平,文章首先从经济繁荣、共同富裕、精神富有、生态文明、平安和谐五个维度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进行测算,最后用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收敛模型对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长期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水平在各区域不断提升,且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区域差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在中西部地区缩小,而在东部地区逐渐扩大,其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从转移的时空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等级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理背景在中国式现代化水平的转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且呈现向高值集中的趋势。从收敛性来看,仅在中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但是收敛性不强,而在全国及三大地区均存在β收敛,但收敛速度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     

数字经济、乡村产业振兴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数字经济影响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机制,构建了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标体系、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和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并利用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乡村产业振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提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中介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历史变迁、热点趋势与未来展望

文章基于CSSCI核心数据库，利用Ucinet和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变迁、热点趋势与未来展望。结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经历了从萌芽探索的起步阶段，正在向深化发展的新阶段转变；研究成果丰硕，整体呈现校内“合作密切”、校际“单打独斗”的特点；研究主题主要体现在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未来可以基于跨学科视角，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区域经济、科技创新和物流产业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三个子系统及综合发展指数,采用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结合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借助灰色GM(1,1)预测模型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水平。结果显示：中国区域经济—科技创新—物流产业三个子系统指数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存在同向性;三系统耦合度高,但耦合协调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空间差异性,耦合协调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随着时间推移,耦合协调水平差距扩大;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现空间正向相关关系,且空间集聚特征不断增强;预测2019—2025年中国耦合协调度缓慢增长,预计到2025年中国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接近步入勉强协调阶段。     

省际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文章基于环境治理的效果维度、效率维度、协调维度、公平维度和科技维度，构建了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托全局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整体上快速提升，但亦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性特征和“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且造成各省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弥补环境治理的公平性、协调度和科技化短板，并推动形成区域间联防联控的环境治理新局面，是提升我国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     

中国可持续消费水平测度及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根据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参考借鉴国内外机构、组织和相关学者提出的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一套中国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30个省份2007—2019年的可持续消费水平及时空差异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可持续消费水平呈逐步上升的态势,但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可持续消费的4个方面来看,社会环境和科技进步的综合得分增长最快,其次是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的综合得分,人口和资源的综合得分增长最慢;我国各省份可持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全局空间相关性,但是局部空间集聚的类型存在明显差异。     

城市综合发展的水平评价、时空格局与类型识别

文章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指数（UCDI）,评价中国城市发展水平,通过计算2010—2018年、2010—2014年及2014—2018年三个阶段UCDI平均变化率,探究中国城市收缩/扩张的时空格局,并对城市的收缩/扩张类型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全国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各维度增速变动各异。另外,UCDI空间分布具有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特征。2010—2018年,综合、经济和基础设施与生活环境收缩城市均有1个,人口收缩型城市最多,经济扩张型城市最多,没有人口扩张型城市。从城市收缩/扩张的时空演变格局来看,收缩现象愈加明显,扩张城市迅速减少。东北地区收缩最严重,且已开始在全国蔓延,而扩张型城市在全国零散分布。类型识别方面,单维及双维收缩型与扩张型城市占主体,人口对城市综合收缩的驱动力最大,而经济是城市综合扩张的主导因素。另外,东北地区收缩类型最多样化,中西部地区扩张类型最多样化。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13—2021年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强,对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城市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弱。机制分析表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呈现非线性递增特征。     

贵州省城镇化问题研究（续上期）

人数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现代化社会与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目标是相吻合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有效的综合性手段就是城镇化。因此，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明确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其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最近向新闻界公布的研究成果：“到2050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将全面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60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有4个省、自治区达不到现代化的即包括有贵州省，据中科院测算，贵州省要到207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仅排西藏自治区之前。这也即是说，贵州省实现现代化要比全国总体水平落后10年，比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江苏落后49年和37年，这实在是令人惊诧而警觉。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人口迁移而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口迁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整体上对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促进了生产素的优化配置与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缓和了城镇地区劳动力结构不足的矛盾，满足了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控制人口增长，改善区域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合理再分布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研究资料，从全国来看，80年代人口迁移规模与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关，几乎每增加100万迁移人口，可使国民收入增加30多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提高20余元，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已见其成效。因此，贵州省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发展，是使之迈入现代化的“引擎”牵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浅析我国人口众多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众多。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口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确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正确解决人口问题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一、解放初期我国人口的出生事一直比较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其主要原因是：1、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少与劳动力数量的多少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农民的家庭经济以手工劳动为基…     

中国的城市化与人口迁移——2000年以来的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中国2000年以来城市化及人口迁移的特征。从全国整体上看：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较快,但有减缓的趋势;新增城镇人口和农村-城镇净迁入人口规模仍然较大,但都趋于递减,且净迁入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下降。从城市层面上看：城市规模越大,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净迁移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东、西部城市的净迁入率、净迁入人口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率都大于中部城市。进一步在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与动态演变

文章在深入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对象和农业劳动资料三个维度构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据,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Markov链等方法对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动态演变特征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升明显,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粮食主销区的发展水平较高。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分维度发展水平由高至低依次为新质劳动对象、新质劳动者和新质劳动资料。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极化现象,但极化效应的影响在研究期间逐渐弱化。组间差异是导致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的主要原因。空间分布格局会影响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演变过程,相邻省份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本省向高水平转移的概率。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及收敛性特征

文章在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5—2021年的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收敛性分析法探讨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动态演进和收敛性特征。研究表明：从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组间差异，尤其是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异；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各省份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样本时期内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低质量组与中高质量组之间的差距相对明显，中高质量组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从收敛性特征来看，不同分组的收敛模式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人口预测的投影寻踪自回归模型构建与实证

文章根据全国和上海市1980—2020年两种完全不同人口变化规律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自回归分析法,确定了3个预测因子,分别建立投影寻踪自回归（PPAR）模型,建模样本的数据拟合精度和验证样本的预测精度均显著高于GM、Logistic模型,完全能够满足人口预测的需要。实证结果表明：全国人口2011—2020年验证样本的平均绝对误差MAE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分别为160.0万人和0.116%,最大相对误差仅为0.26%;2021—2030年的人口预测结果表明,2021—2027年,人口增速越来越慢,并于2027年出现人口达峰,达峰人口为14.15亿人。上海市人口2016—2020年验证样本的MAE和MAPE分别为6.9万人和0.28%,最大相对误差仅为0.53%;2021—2027年人口增速越来越慢,并于2027年达峰,达峰人口为2499.9万人。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比较研究

开展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比较研究,对于积极推进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建立新型工业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法测算中部六省2000—2007年新型工业化进程,并对中部六省2007年新型工业化各子系统状况展开物元模型分析。结论表明,中部六省2007年新型工业化水平均已处于中级阶段,但各省份新型工业化进程及优劣势有所差异。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