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典型贸易区间出口贸易潜力分析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文章结合中国同典型国家之间的贸易真实情况,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测算中国同典型贸易区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国的贸易自由度对贸易影响非常显著,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对贸易影响不显著。随后测算了中国同各国的贸易潜力,并按照潜力巨大型国家、潜力开拓型国家和潜力再造型国家进行了分类。     

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文章以“因—果”为逻辑框架,从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现实竞争力四个层面构建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相关截面数据,以2019年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20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仅是数字内容产业大国而非强国,综合竞争力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20的国家中处于中游,与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匹配;政府政策不到位、产品竞争实力不强、产业基础设施薄弱、关联支持产业不完善、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是制约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从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推动企业持续创新、构建协同产业集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资源升级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格局分析

文章基于2010-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构成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关系、各国网络位置、权利等级、核心和边缘程度等信息进行量化,从而反映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的贸易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沿线各国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更为广泛和深化,同时也为沿线各国发展农产品贸易提供了更广泛的合作空间和机会.     

“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外向型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基于钻石模型提炼相关指标,以2010—2015年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关数据为依托,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外向型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地区生产总值、邮电业务总量、R&D经费、接待入境旅游人数、政策文件和规定、文物事业总量、图书杂志和报纸出版量、城镇居民文娱消费支出等因素是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外向型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民用航空航线里程、星级饭店数、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文化事业总量、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铁路营业里程等因素作用则较小。基于此展开理论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2001-2015年我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战略下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医疗、道路、通讯、科技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以医疗的作用最为突出,同时,全国及其东、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电力在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教育和通讯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方面具有负向影响.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类基础设施对其的贡献大小有异.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识别及规避

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对4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国家风险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显著地受到社会文化风险的影响,而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的影响较弱。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要重视和规避当地社会文化风险的影响。了解"一带一路"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识别可能存在的社会文化冲突。对外派到"一带一路"国家工作的管理者及员工进行文化差异培训。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OFDI可能发生的社会文化风险防范于未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CM同步化指数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变化的动态特征,并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检验周期协同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协同性经历了波动上升期、逆转期和持续下降期三个阶段,且“脱钩”趋势明显。(2)中国与不同发展类型国家的协同性有显著差异,在波动上升期和持续下降期,中国与转型国家的协同度最高,发达国家居中,发展中国家最低,而在逆转期,协同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发达、发展中和转型国家。(3)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专业化分工、金融一体化是引起跨国经济周期协同性变化的主要传导路径。双边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会强化协同性,专业化分工和双边直接投资则产生弱化作用。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和较低的货币政策协调性会降低周期协同性。(4)各传导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对重要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双边直接投资、金融一体化、专业化分工及双边贸易,但在后危机时期,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使专业化分工成为最重要因素。上述结论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模式与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背景,依据贸易引力模型的设定方式,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造匹配样本,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出口效应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该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样本研究中国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出口效应,并建立投资的出口滞后效应模型,分析中国投资对出口产生作用的持续性。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投资在整体上对出口有着替代效应,这一效应在收入水平高的国家更为明显。我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对出口有促进效应,这一效应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而不断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一带一路”视角下实际汇率与进出口关系的实证

文章选取2017—2019年中国与13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汇率、进出口总额数据,首先构建"一带一路"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接着利用VEC模型分析"一带一路"实际汇率指数和中国对"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实际汇率指数、进口、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相互作用关系;实际汇率指数会对进口产生持久的促进作用,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增加进出口可以对实际汇率指数产生促进作用;进口与出口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进口和实际汇率指数会对出口产生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双边贸易规模不断增加,贸易品种更加丰富,贸易质量稳步提升。文章选取泰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20个沿线重点国家为样本,运用贸易引力模型,从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等10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国别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双边贸易潜力值。研究发现,经济规模、需求水平、港口基础设施水平、物流绩效指数、国际组织加入情况以及双边互认协议签署情况对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需求水平构成两国贸易需求基础;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绩效指数为提高双边贸易运输效率提供先决条件;加入国际组织和签署互认协议弱化了双边贸易障碍,上述正向因素共同支撑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地理距离与贸易通关时间对双向贸易影响显著为负,较远的地理距离和较长的通关时间不利于双边贸易的高效运行;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影响显著,但存在正负交替特征,主要归因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体系的较大差异和不稳定。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间双边贸易由贸易潜力再造型转向贸易潜力巨大型,贸易潜力得到不断释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比较

文章考察了1999---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的公路、铁路、民航和水运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重点考察了中东欧国家层面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民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21国层面显著为正;铁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中东欧国家层面显著为负;水运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21国和中东欧国家层面都不显著;考虑控制变量之后,公路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显著水平有所下降,甚至变得不显著.     

“一带一路”区域物流协同发展分析

文章以“一带一路”战略重点涉及省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区域物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模型分析了2009-2013年间区域物流效率变动、差异及主要原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变特征比较

文章运用Markov区制转移状态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时变特征及其原因。研究发现：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沿线国家经济周期的扩张与收缩状态,与各国实际经济增长过程基本吻合;经济周期整体上呈现区制转换较弱、经济收缩与扩张呈非对称性、具有较强的“自维持性”等群体性特征。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中长期的区制持久性,而发展中国家持续时间较短;转型国家经济周期以短扩张长收缩为主,发达国家以长扩张短收缩为主,发展中国家则具有上述两种非对称性周期特征。金融贸易、地缘政治、战争冲突、国内局势和自然灾害等是导致沿线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差异化的重要原因,而海外市场是共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潜力测度

文章利用2001—2020年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的互补性,并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了进口层面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潜力及其制约因素。研究发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粮食贸易上具有互补性。进一步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粮食进口贸易效率较低,但潜力巨大;贸易国双方的人口规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对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规模、地理距离和经济差距则具有抑制作用。从阻碍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的非效率因素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政府效率和贸易自由度的提升,以及文化距离的缩短都能够抑制贸易非效率,促进粮食进口贸易潜力提升。     

“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要素分工,以资本为载体的要素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并逐渐呈现出网络化的特点。文章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网络,探究了一国在投资网络中的特征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发现度数中心度对该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负影响,点强度有正影响,而异质性并无显著影响。按收入水平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考察后发现度数中心度和异质性对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均无显著影响,而点强度对二者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改善国际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的区位与结构,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核心优质要素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将微观层面的商品价格、数量、种类,中观层面的国别、产业结构,与宏观层面的市场份额和需求规模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刻画出口波动的直接因素。基于该模型,本文从总体、动态、区域、产业4个维度逐层解析2002—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结果表明,进口需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需求数量和价格水平增长均有显著贡献,虽然出口竞争力效应总体表现不佳,但是品类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小幅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竞争力效应显著增长,特别是数量竞争力效应大幅改善。研究还表明,上述效应在不同产业和区域既存在共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差异性。相对于CMS两层次分解框架,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学含义更加清晰,政策启示更加明确,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文章采用多阶段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型,以2002—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贸易壁垒和技术动态化对各国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研究了其攀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受沉没成本冲击,贸易壁垒对固定投资与技术间互动关系的可调节性使“一带一路”上游、下游国家区域价值链技术演化形态差异显著;短期内在“出口学习”效应下,商品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下降能有效促进本国技术演化;制度摩擦逐渐替代贸易机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技术演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文章从L-P模型入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产生了积极的逆向技术外溢,同时,进口、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研发也都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中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节点城市发展评价研究

以构建国内东西部深度融合的区域合作体系为目标,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内沿线省份节点城市的发展状况及其对区域合作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对各节点城市从城市发展水平、竞争力、开放度和城市声誉度四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发现,部分内陆型节点城市抓住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但仍有一些节点城市存在较明显的发展制约因素。对节点城市辐射力和关联效应的研究则表明,不论是自身发展较好的城市,还是自身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均未能全面发挥出节点城市应有的引领带动作用。面向“十四五”期间的区域合作目标,要想实现区域平衡发展,必然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国内节点城市的引领作用,从而构建起高质量的区域合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