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唐代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与东汉时期对比分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也是反宦官斗争遭遇挫折最大的时代。与东汉相比,唐代的皇权、相权、官僚集团的凝聚力、外戚力量和学生力量都相对小了很多。唐代中后期严峻的政治形势使皇帝对宦官更加依赖。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官僚集团、外戚和士子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宦官也是依赖性大于反抗性。与东汉相比,唐代的宦官掌握政权和军权也更加制度化。这些都导致了唐代中后期反宦官斗争的艰巨性。     

论黄巾起义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

一从西汉后期开始,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豪强大地主阶层。东汉以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继续发展,使以外戚、官僚、宦官为主要成分的豪强地主集团恶性膨胀,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反动、最腐朽的反动势力。所以,东汉将近二百年的统治,只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维持过一段稳定的局面。在这以后,社会经济常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由于对羌族连年用兵,赋税不断增加。由于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土地兼并日益剧烈。由于外戚宦官两大集团的争权夺利,政局日趋腐败。加上连年灾荒,大量的农民破产逃亡。到了桓帝、灵帝时候,流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凶年继之以灾荒,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郡国遭受蝗灾,河水泛滥,     

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1 两汉时期,经学大盛,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但自东汉后期以来,随着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封建割据倾向也日益加强。东汉王朝对于全国的控制力量日益削弱,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日益激烈。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发展为桓灵之间的“党锢”之祸,大学生大批被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加速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瓦解,经学盛而转衰,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汉末士大夫阶级臧否人物,品题高下中产生出来的意识上的虚诞清谈,终于代替了汉代的烦琐经学,而在思想界成为主要潮流。黄巾起义后,天下分崩,东汉王朝瓦解,儒家经学受到打击,这对清谈的发展更为有利。经学大     

东汉外戚、宦官之间的斗争与士大夫的分化整合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外戚、宦官专权的时期,而东汉一代外戚、宦官作为两大政治集团不断地相互倾轧,杀戮,其斗争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害之深则显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外戚、宦官的斗争中,还有第三种力量——士大夫卷入了矛盾的旋涡。本文拟就士大夫在外戚、宦官斗争中所扮角色、最终归向等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弄清东汉政治史的脉络。     

论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中叶以来危机四伏,皇帝又“多不 永年”,形成了宦官与外戚轮流专权的局 面。到了桓帝时期,宦官擅权的情况更为严 重,代表地主阶级正统势力的李膺、陈蕃等 官僚,与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大学生和儒生 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宦官的残暴统治。于 是,在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和建宁二 年(公元一六九年),宦官利用皇帝这个傀 儡,寻机向党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残酷迫 害活动,史称“党锢之祸”。党人的“杀身以求仁”的悲剧,历来受到封建史学家的同情和赞叹。建国以后,不少学者把这次党争仅仅视为“内讧”或“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之争”。作为历史科学只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简单的的描绘是不够的,应该认真地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对各种历史现象做出本质的分析。只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起到借鉴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研究东汉末期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的党人斗争?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次斗争?本文就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论张衡人生哲学的特色——兼论儒道互补

张衡一生的主要活动时期在东汉和帝至顺帝末年,这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从和帝重用宦官郑众诛灭外戚邓氏起,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外戚相互倾轧、交替掌权的局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虽然这种矛盾     

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初探

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文字发现,契丹辽地寺院有程度不同的“官化”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映在寺院建设上的“官化”因素,诸如存在由契丹皇帝皇后所建、有某种“官化”成分之寺院;或是存在由契丹皇帝赐额并敕修的“官化”特色明显之寺院。二是寺院功能中融入某种特殊的“官化”成分,譬如,因行香饭僧,寺院成为国喜国忌佛教法事活动之场所;因镌石刻经,寺院成为官藏佛教石经制作瘗埋之场所;因僧官挂锡,寺院成为地方佛教管理机构之所在;以及因“奉安”御容、勒石纪功、皇帝驻跸、官客食宿、外使观游、赈灾施钱、囚禁罪臣,等等,佛教寺院成为诸种涉“官事”活动之场所。契丹辽地寺院“官化”现象的出现,是契丹皇帝信佛、崇佛甚至佞佛的一种结果。但契丹辽地寺院的“官化”只涉及部分寺院,所以,寺院的“官化”现象并没有对整体的寺院宗教功能造成太大影响,多数寺院的宗教自主性和发展的独立性依然存在。     

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

东汉中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至灵帝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兴起,亦在与朝臣的斗争中覆亡。灵帝在位初期,宦官与灵帝之间有着权力转移的过程。宦官集团在灵帝的支持下全面干政。在灵帝的有意扶持下,形成皇帝、宦官与朝臣间的特殊三角关系。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对东汉后期政治有一定影响。     

"四姓"考释

“四姓”最初出现于东汉初年,指四个势力强大的外戚家族。东汉末年,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出现及曹魏门阀制度的确立,“四姓”逐渐泛指一些地方大族,且终东晋南朝之世未变。自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始,“四姓”含义出现变化：一指孝文帝诏令规定的甲乙丙丁官方“四姓”,一指社会习惯意义上的“四姓”,后者一直持续到唐末。唐以后,士族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四姓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意识,只是在少量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其影响所及,不只限于中原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他国政权也有深远影响。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东汉时期的灾异与朝政

东汉是个灾异多发时期，处理、议论灾异便成为东汉朝政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处理灾异方面，东汉朝廷采取两种类型的措施，即赈灾、减免赋税等务实性措施和举贤良、理冤减刑等务虚性措施。在议论灾异方面，人们多依据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说议论灾异成因及其与朝政得失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议论灾异变成了朝臣与外戚、宦官作斗争的一个重要武器。     

《三国赋评注》序

<正>东汉中后期,刘汉王朝彻底衰落。其时皇帝大都幼小,朝政大权或为外戚所攫取,或为宦官所把持。汉末辞赋家赵壹在《刺世疾邪赋》里说:"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当指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朝政。赋中又说:"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朝政自无是非可言,     

东汉桓灵时期的外戚及其政治

东汉桓灵时期外戚与宦官互相争斗,构成了独特的外戚与宦官政治。外戚梁冀专权弄私,杀戮李固、杜乔,颠覆了当时的社会价值,也充分展现了梁冀极权独裁者的暴虐性格。外戚窦武,请愿桓帝,声援并跻身于党人队伍,又因诛杀宦官未果,蒙受杀身之祸,彰显了周至汉代儒家所培育的士人与忠臣形象,其失败表明儒家治国理念已经不能指导当时社会历史所出现的新问题了。外戚何进的出身是卑微的,其与宦官的结怨,是汉灵帝故意制造的,也是历史趋势,但是他却依赖"包藏祸心,乘时构乱"的袁绍兄弟,不利用手中权力翦除宦官,却调集董卓等将领胁迫皇太后,导致兄妹意见分歧、政治的极端紊乱,王夫之言其"心胆失据",的确是有道理的。     

光武君臣以史为鉴论

史学最普遍而有效的社会功能应是以史为鉴,东汉光武君臣就是比较成功的典型,为《后汉书》所称道。东汉较西汉统治稳定得快,兴盛要早,其因就是光武君臣能以史为鉴。首先,妥善处理功臣;其次,防范外戚;第三,限制诸王;第四,避免周边用兵。尤以妥善处理功臣最为突出,与西汉初杀戮功臣对比鲜明。这与光武君臣文化素质较高有关。然光武帝强化君权又为以后外戚、宦官专权埋下祸根;优待功臣又使豪族地主势力膨涨,激化了社会矛盾。东汉最终没有逃脱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厄远。     

论诸葛亮的逆历史影响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易姓受命”民心所向,黄巾起义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群雄并起,割据分立,曹操“挟天子以令侯”,“唯才是举”,广兴屯田,踞长江以北,经济发展,天下英雄莫不投其麾下。然诸葛孔明抱“兴复汉室”之念,辅佐刘备,延误了国家统一,五次北伐,以小击大,徒劳无功,加重了人民负担,无法阻止历史进程。263年蜀国灭亡,280年三国统一。     

汉武帝与外戚政治

汉武帝统治时,一改西汉前期的“无为”政治,实行“外攘夷狄,内兴功业”的“有为”政治,把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推进到一个新时期.在汉武帝的有为政治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他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一方面,他培植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守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外戚势力发展起来后,他又施展阴谋,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 在汉宫中制造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阴谋与屠杀悲剧.而外戚势力也就在这一连串的阴谋与屠杀中急剧发展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中一个位尊权重的集团,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     

儒士阶层的群体意识对于东汉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东汉士人阶层的群体意识是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具体表现为士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东汉士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经世热情使得东汉政权可以在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中继续存在。士人群体意识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使得士人能够制衡皇权,但也最终令二者分道扬镳,党锢之祸是二者决裂的标志。在党锢之祸中,士人受到打击,宦官进一步掌握大权,并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宦官评价浅议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认为宦官揽权必然“败国蠢政”;认为宦官的品性就是“残暴、狡诈、贪婪的”。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有必要加以纠正。 一 首先,关于宦官的“败国”问题。 所谓“败国”,是指宦官参政必然导致其王朝覆灭。古代史学家范晔。欧阳修、司马光、谷应泰都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宦官败国蠢政之事,不可单《尽)书。”欧阳修则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司马光说:“自古宦官败国者,各载方册。”谷应泰也说:“宦官之祸自古烈矣。”今人的观点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有的学者认为:“宦官专权往往导致这些王朝覆灭。”“由于太监专权,内乱迭起”,“五阉同日封侯,十常侍把持朝政……东汉政事终于不堪收拾了。”“这些人左右朝政。总的说来,对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东汉、唐、明三代是宦官参政揽权的最严重时期,考察这三个王朝衰败的历史有助于弄清宦官是否“败国”的问题。东汉亡于封建军阀割据,这是没有疑义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宦官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割据者的势力之所以在东汉得以存在,发展,是由于割据者的前身,即一部分豪强地主曾是东汉建国的功臣所致。就是说,刘秀建立     

东汉的乡里社会及政治的变迁

<正> 1 日本的东汉研究一直是围绕两个兴趣中心展开的。其一是汉武帝时代之后,随着豪族势力与日俱增,乡里的社会关系变化方式及豪族的乡里统治与皇帝统治体制间关连的问题。其二是在东汉历史的展开中谋求探索魏晋贵族制社会形成过程的问题,其主要意义是探索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政治变迁并被看为魏晋贵族集团渊源的清流势力的形成过程。     

清朝防范宦官干政制度探析

宦官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权中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曾一度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为此历代皇帝都煞费苦心去限制宦官势力,可大多最终收效甚微,但是在清朝,宦官干政的现象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不能不引人深思。本文试就这一现象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