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测评

文章从数字营商环境内涵出发,基于“数字空间”建设和数字赋能传统营商环境要素两个方面,构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Dagum基尼系数分解和fsQCA组态分析法,测评与分析了我国31个省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与差异,探讨了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路径。结果显示：我国数字营商环境水平呈现“东部>全国>中部>西部”且高数字营商环境水平的省份主要集中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总体空间格局、“全国总体内部差异最大,东部大于西部,而中部最均衡”的区域内部空间差异特征、“东-西差距>东-中差距>中-西差距”的区域间空间差异特征,且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同时各维度间存在明显不协调性;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数字营商环境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均存在瓶颈;存在实现高数字营商环境的不同路径,即数字政府主导下的数字市场驱动型、数字政府主导下的多维度协同驱动型以及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金融与法治驱动型,且数字化政务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经济发达省份更倾向于多维度协同驱动。     

营商环境、互联网政务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采用2016—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DEA-Mamlquist指数测算31个省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联立方程组模型检验营商环境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引入互联网政务作为调节变量，并分区域探讨其差异性。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相互抑制，并制约了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分解路径；引入互联网政务与营商环境的交互项发现，互联网政务能够起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在东中部地区起到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起到抑制作用；法治环境建设能够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农村区域的创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商业环境建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新发展格局下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组态路径研究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应对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根本保障，也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以2020年沪深两市A股2 8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案例，基于“外部环境—内部资源—自身能力”的逻辑框架，通过构建多因素协同联动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态模型，采用fsQCA方法探究多重因素协同驱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第一，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且企业自身能力在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中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第二，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多因素协同联动作用的结果，具有“多重并发”与“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共有3类，分别为资源—能力双轮驱动型、环境—能力内外联动型和环境—资源—能力协同驱动型。第三，异质性组态分析表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在2019年和2020年具有稳定性；营商环境是驱动沿海地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而在非沿海地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驱动路径中贡献较少；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受内部资源与自身能力的协同影响，而非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则是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自身能力3个维度联合作用的结果；第一、二、三产业部门的企业核心竞争力驱动路径分别具有能力主导、资...     

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实证测评

营商环境是城市及地区经济发展软实力的主要体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有效吸引企业集聚、促进企业可持续成长。文章通过构建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对2014—2019年中国31个省会（首府）城市、直辖市及5个计划单列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空间上看,我国城市营商环境差异较大,存在分化显著等问题;我国营商环境呈现政务服务质量持续优化、公共环境服务水平不断提升、金融环境融资效率提升动力不足、人力资源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创新环境呈现失衡发展及市场环境逐渐分化的发展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因果关系的识别

文章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我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创业活跃度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创业活跃度,且在经过PSM-DID、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创业激励效应存在城市区位和规模异质性,大数据战略仅对东部和中部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城市和四、五线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激发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的两条重要传导路径。     

中国城市休闲化影响机理研究及动态演进分析

构建反映中国城市休闲化影响要素间因果关系的概念模型,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城市休闲化影响机理进行了识别与验证,并运用非参数核密度分布,对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进行了研究与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休闲化影响要素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因果关联关系,且各要素对休闲化水平的影响具有非均衡性;其次,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整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并由高度集聚趋向于均衡化,但局部仍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     

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绩效——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制造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文章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空间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曲线关系；分区域来看，制造业集聚对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非线性的促进作用，与非创新型城市创新绩效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曲线关系；无论是创新型城市还是非创新型城市，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绩效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即制造业集聚不仅会对本地区城市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通过知识空间溢出影响周围其他城市创新绩效。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创新集聚的影响机制及效应评估

将城市创新集聚纳入自贸区设立的政策效应评估框架，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9年中国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数字经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及北方自贸区城市更为明显；(2)就城市规模而言，特大型及以上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Ⅰ型和Ⅱ型大城市的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财力异质性研究表明，在高金融发展水平组和高财政支出组中，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对低财政支出组的影响较小，而对低金融发展水平组的影响却不显著；(3)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数字经济和创新创业活跃度在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过程中，均不同程度上发挥出正向调节作用；(4)样本期内，自贸区设立对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在设立当年最小，到设立后第六年达到峰值，时滞效应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蕴含：一是在积极推进现有自贸区改...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与出口规模增长

文章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资本、能源和土地要素市场扭曲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并考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要素市场扭曲与出口规模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劳动、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各省份的出口规模具有抑制作用，能源要素市场扭曲对其无影响，而土地要素市场扭曲对其有促进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对资本、土地要素市场扭曲与出口规模的关系存在增强型的调节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对中部地区出口规模的影响最为突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调节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作用明显，但在西部地区作用较小。     

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

提高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是新时代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文章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高铁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提升作用表现出时间递增效应。相较而言，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城市、非一线城市、中度和低度耦合城市的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铁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城市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提供了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质量—生境”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科技强国战略背景下，创新质量与创新生境的同频共振成为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前提和重要基础，是粤港澳大湾区激发城市群创新活力、打造世界级创新经济湾区的核心抓手。基于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ESDA、地理探测器、GWR等方法，探索大湾区创新“质量—生境”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机制，以期在新一轮全球科技与产业革命中，为粤港澳大湾区在特殊格局下寻求政策制度的创新和突破提供新思路。研究发现：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呈现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向周围辐射创新影响的发展模式，创新生境的空间分布最为均衡。基本协调状态的城市分布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沿线，是区域创新的优势空间，而中度失调的城市存在区域锁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正向自相关显著，珠海、中山、江门位于低值集聚区。第二，所有维度因子均显著驱动耦合协调发展，且交互作用后的解释程度得到不同程度提升。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状态对各因素的反馈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第三，广深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在研发、经济、人力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广州优势价值链资源的直接辐射及高值区域集聚效应影响下，邻近城市各要素驱动效用显著。而边缘城市受...     

创业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效率、结构、稳定、环境、民生、分配等6个维度构建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评价体系,然后实证考察了创业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创业质量提升可以显著增加经济增长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水平,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不过,创业质量提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收入分配公平性。最后,在各种效应综合影响下,创业质量显著提升了综合经济增长质量。在新时期,决策者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金融、人才、土地等要素保障,通过高质量创业带动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此外,决策者也要注重完善产业、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避免新创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冲击影响部分中低收入群体,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中国省域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进行客观赋权,分别对中国30个省域的创新驱动能力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和综合评价。并采用SYS-GMM模型分析企业的创新模式及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各省域的创新驱动能力与创新驱动发展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但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仍需优化,同时地区创新驱动能力差距有所扩大,东中部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水平显著优于西部地区。企业模仿创新能力对现阶段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较高,而有限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政府作为现阶段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对基础科学技术的支持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贡献有限。     

城市人才发展环境指数构建及区域差异比较

人才发展环境受到地区经济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生活环境、就业环境、科技创新环境等要素共同影响,文章构建了包含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的人才发展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综合评价法对我国36个城市人才发展环境指数进行测算,综合分析各城市的人才发展环境现状及问题。结果显示：我国人才发展环境区域差异较大,呈现梯度分布特征;经济环境成为驱动人才发展环境指数提升的关键;多数城市生活环境改善空间大。     

我国县级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以江苏省县级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有多种要素组成的复合体。为准确把握城市的发展质量,运用系统论的观点进行城市的构成分析,从而对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其评价的目的在于发展性评价,通过对各被评价城市人口、经济、生活、环境、基础设施及整个系统质量的排序或分类,以及对城市质量系统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等,使我们便于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使决策者能从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的角度来改变其决策结果,为今后城市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科学的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对于我国省辖市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笔者已进行过研究。但对县级市来说,无论其发展质量、发展规…     

长三角地区城市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用投影寻踪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各城市2009—2018年经济、社会、生态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其次根据不同城市发展特点运用障碍度模型初步分析各城市内部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最后应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内部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未突破经济、社会发展桎梏，呈现“单核辐射，多极驱动”的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空间集聚特征，可划分为“核心”和“外围”两类城市。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影响因素不同，经济规模、经济活力、科教投入、创新能力为各城市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城市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一个DSGE分析框架

文章通过构建DSGE分析框架，依据2004—2019年按季度插值所选取的61期经济运行实际数据，考察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产业集聚使得集聚区域经济增长了1.6%，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改变了要素投入结构，长期内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在短期内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不具有持续性；产业集聚引起的政府创新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基建投资增加使经济发展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各城市应致力于其产业集聚水平和质量提升，注重技术创新持久性和连续性，充分考虑政府创新投资与基建投资比例的合理分配。     

科技创新、政府干预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解决新时代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科技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拓展分析政府干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科技创新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但科技创新对区域资源环境系统的促进作用比对区域经济系统更大,对区域生活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科技创新对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规律。政府干预对科技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且存在双门槛效应。为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应正确认识政府干预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差异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