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经济、知识溢出与区域高质量发展

文章在测度数字经济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该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通过偏微分分解发现，在科研人员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直接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区域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而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科研资本溢出空间权重矩阵下，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U”型影响，而直接效应的影响不显著。拓展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

文章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域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时间惯性和空间依赖性。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即短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本地生态效率呈“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整体上对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未形成显著的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统计检验——基于河南省的实证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河南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2.3311,在临界值左侧,金融结构会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而越过临界值后,金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转为负向;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两者关系具有调节效应,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临界点将左移,且曲线变得更陡;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仍满足“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     

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

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造企业的知识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知识基础观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知识耦合对企业知识流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知识的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显著效果依然存在;知识耦合在数字化转型与知识流动的关系中具有传导效应,原有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呈“U”型关系,而新旧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与企业知识流动具有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对知识耦合具有显著作用,其显著性受到时间窗口的约束。     

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及门槛效应

文章在明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8年黄河流域10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助推作用;具体到各分维度指标,则对动力机制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福利水平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稳定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并且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另外,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证实,当前环境规制是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效率

文章基于2006—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对能源效率的动态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实证考察了在不同的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下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能源效率二者间呈“倒U”型关系；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相比，调整质量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与质量）的融合发展对提升能源效率具有更强的效果；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门限效应，即当调整幅度与质量高于门限值时，环境规制能更加显著地增加对能源效率的正效应。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数字经济、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

文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双重视角出发,利用201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模型,实证探讨了市场分割、数字经济及二者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当期产业结构升级对前一期产业结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依赖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计深远”之策;数字经济和市场分割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市场分割的共同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无影响,但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分割与数字经济能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无影响;市场分割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但对东部地区无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均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中国内外贸发展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双驱动”,两者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构建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系的理论模型,讨论了对外贸易开放和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开放是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最重要因素,国内贸易成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最重要因素,对外贸易开放、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有正向影响。但三者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均表现出不同特征,具有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放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内贸易成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共生效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中西部地区来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国内贸易成本的影响显著大于对外贸易开放。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环境规制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GRA-熵值法对中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分析环境规制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并以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的经济发展质:量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总体上能积极推动二者协调发展。东、中、西三大地区存在地区异质性。通过门槛效应回归发现,我国整体及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能递进式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二者存在“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