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研究

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框架下,将家庭按非时变特征划分队列,利用队列分解方法识别家庭资产的累积风险冲击,据此构造一种测度资产贫困脆弱性的新方法。随后,采用2000—2015年CHNS数据,通过构建资产指数对中国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进行实证测度,并在队列层面予以分解汇总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收入贫困脆弱性,家庭资产贫困脆弱性更为接近实际的贫困发生率,印证了基于资产测度贫困脆弱性的可靠性;年轻组和年老组家庭更脆弱,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最脆弱,受教育程度越低越脆弱;脆弱性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但水平效应依然占主导。意味着,在贫困识别过程中应该将家庭资产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并且刺激居民家庭资产积累的减贫政策更为关键。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升级影响的实证

探讨数字金融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升级,对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乃至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构建数字金融能力评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其对家庭消费总额及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优化资产配置与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同时,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该影响效应对于低财富水平家庭表现更加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

文章基于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维度发展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正向影响,且能通过提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间接提升其风险资产多样化配置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户籍、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资产多样化配置具有普遍提升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共同富裕：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助力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时代要求。因此,采用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微观调查数据建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两个维度建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试图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第二,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积极效应存在异质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市场参与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产生的积极效应愈明显;第三,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居民信贷水平,而且提高了农村居民家庭创业的概率与收益,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共同富裕。     

基尼系数的分解:收入增长能否降低收入不平等

本文首先将基尼系数的变化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和家庭排序变化效应,再分别将居民按城乡分组、居民家庭收入按来源构成进行分解,构建了基尼系数变化的三层分解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采用2006-2011年中国健康调查数据(CHNS)讨论了各项收入增长对城镇、农村、城乡间及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基于TVP-VAR-SV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运用TVP-VAR-SV模型检验数字金融、货币政策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系，分析在数字金融监管强度差异下该动态关系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以及数字金融对宏观风险收益率的冲击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紧缩型货币政策有助于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紧缩型货币政策促进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体系单位风险效益。进一步，本文从规范数字金融市场发展，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强化数字金融市场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通货膨胀对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分析

通货膨胀对财富的再分配效应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关注.文章采用奥尔多研究中心发布的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及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中国家庭财富不平等状况较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通货膨胀拉大了居民的收入、财富差距.具体而言通胀每上升1％,人群收入基尼系数上升0.1％,财富基尼系数也随之上升;家庭财富抗通胀能力与其资产结构有关,富有家庭持有较多通胀保护资产,因而财富受通胀影响较小;除总资产因素外,家庭特征也会影响居民家庭应对通胀的能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以及运用了财务杠杆的家庭,能够更好地应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家庭创业——基于Logit和PSM模型的研究

基于CFPS2016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发现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均显著促进家庭创业决策,且二者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采用PSM模型进一步分析正规与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正规金融虽然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绩效,但对农村、中西部地区以及从事农业生产和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仍十分有限;非正规金融对家庭创业绩效的作用非常有限且不显著。     

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使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和收入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做了延展性探讨。研究发现：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均能显著缩小个体收入差距，缓解个体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对个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两条作用路径，分别是社会资本积累路径和家庭收入促增路径，前者中介效应弱于后者。社会保障的收入调节效应具有明显的城乡和区域异质性，基本医疗保险对个体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城镇地区，基本养老保险在城镇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要略强于农村地区；两种保险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收入调节效应表现较为多样。     

数字金融赋能企业转型升级：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与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有效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不仅体现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上，还体现在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且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变竞争格局三条路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GARCH-M模型的风险度量方法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不仅存在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居民持有不同金融资产的比重、家庭外部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变动。通过构建GARCH-M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利率),并计算在险价值VaR,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与家庭金融风险的协动性关系。研究认为,家庭金融收益主要受利率影响,家庭金融风险主要受GDP和CPI影响,而且家庭金融风险具有集聚性,并会影响利率的变化。     

格尔木市城市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状况及需求分析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是衡量居民家庭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也不断提高，这为城市居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实施，根据格尔市城市居民百户调查资料分析：格尔木市居民家庭的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几年，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将向着高科技、高档次、多层面方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