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一面旗帜.从历史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扬弃传统中国“天下”体系和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强权外交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从空间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集中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致力于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本质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转化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面向全球治理的一种新型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开展,建设和谐有序的世界秩序提供全局性的战略指导.     

全球安全倡议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重大意义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从时间维度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关于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从空间维度看，百年大变局推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革，带来东西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合思想”,为处理当前国际关系注入新理念。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安全形势、提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其所包括的“六个坚持”内涵科学、体系完整，既是对原有全球安全治理的理念创新，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指明前进方向。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理论批判和超越，在实践层面上为构建全球安全治理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

空间，特别是社会关系空间，既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交往，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中演变生发，是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研究内容。由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都注重横向交往，两者在空间上的融合，如国家之间交往形成的区域性跨国空间，正在凸显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中的基础作用，以及生产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两种基本动力的开拓能力。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全球空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不同区域和层次的各种空间的融合，将汇总为“全球”与“国际”,动态地展现人类各种群体的发展形态和世界面貌，促使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为中国全球史和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     

邓小平开放理论的国际比较

半个世纪以来，涉及到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国际上有四大理论：即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西化”论、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发展中国家依附理论中的“脱钩论”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在这半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中，这四大理论对国际社会和不少的民族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结果。（－）涉及开放问题上的国外三大理论及其主要缺陷西方现代化理论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它以西方的一批学者为代表，其理论旨在总结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和指导。这一派学者在民族国家开放的问题上提倡一种“西方化”的…     

“文化天下”,与大众叙事媒介构建国家形象的另一种可能

在全球范围内,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争夺以及扩张,暴露出民族主义的缺陷.近年来,反思民族国家理念、重提“天下理论”的观点悄然兴起,这意味着塑造中国形象的语境发生明显变化.在“天下”从地理意义向政治共同体转换中,民心构成了其合法性的基础,多元共生成为具体形态,道德价值更为之提供了超越的信仰维度.这些都需要电影等大众叙事媒介充分展现,确立起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形象.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评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

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     

全球化理论的盲点

目前学界对全球化理论的种类不加区分，实际情况是存在三种全球化理论。第一种是纯资产阶级的全球化理论，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学中的超越民族国家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界要员的主张和言论可作典型。第二种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三种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和理论表示不满的世界体系理论，代表者有华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人。本文所谈的全球化理论是第一种。全球化理论产生于西方，这一事实注定要给它带来根本性影响。这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以全球为分析单元，必然会涉及到非西方国家、民族的历…     

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

应当根据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来判断马克思是否具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经济机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深化,由此逐渐形成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并导致各国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互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恰好是对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理论把握,它包括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两个部分。     

避免全球卫生治理变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因应

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面临重大变革，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全球卫生合作与博弈中展开较量，中西方的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发生正面碰撞，从而引发“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讨论。安全困境说、霸权论、权力转移论、身份认同论等理论为分析全球卫生治理话语权问题提供了思考角度。为避免陷入西方理论界构造的“修昔底德陷阱”，我国理论界应当保持警惕。在理论构建层面，应尊重既有理论体系，完善特定部门领域理论；在理论博弈层面，应当保持中国特色卫生法理论自信，勿将良性理论交锋恶意升级；在理论话语风格塑造层面，应当始终保持客观理性，实行防御型和进取型相结合的理论外宣策略。     

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与“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

建基于实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在破解社会历史关系中化解人与自然博弈的非合作特征。这种基于历史视域考量人与生态环境的生态观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与批判,为我们超越生态危机的抽象价值观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立场和境域。顺应我国“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的“国家需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历史维度为基盘,整合和超越西方生态理论厘定的话语模式,构架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以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根基。     

走向科学与成熟--简论现代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与创新

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百余年，是中国声乐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历史、政治、人的发展，中国民族声乐已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民族唱法”。它反映了中国声乐界的观念、思维方法和声乐理论向更为成熟、更为广泛、更为科学的阶段攀登。     

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

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非常流行,罗伯特·吉尔平当属佼佼者。从全球政治经济学（GPE）产生的时代背景,全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主题,以及这种超越引起什么改变为论述的构架来诠释吉尔平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到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的实质。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与当代价值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目的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秉持的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理论是维护特殊人群利益的特殊维度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他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辩证地处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与促进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