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评价

文章利用2008—2018年9个国家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了城市群高铁网络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Moran’I研究了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与空间相关效应。研究表明：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渐增加趋势。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处于高度耦合阶段,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原、中原城市群处于中度耦合阶段,哈长、北部湾城市群尚处于低度耦合阶段。城市群的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高度耦合阶段,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东部城市群高铁网络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高度耦合协调转变,中部、西部城市群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转变。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中国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耦合协调及时空特征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分析了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特征,并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对其差异性表现与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绿色金融与低碳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尚未实现优质耦合协调,目前绿色金融系统相对滞后;空间分析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在2019年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赶超,率先达到了良好协调水平;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的区域间差异高于区域内差异,是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制约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有环保企业A股市值占比、人均森林面积等,且不同地区各因素的障碍度值存在差异。     

城市蔓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

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实现绿色转型。当前我国的快速城镇化和以城市蔓延为典型特征的城市空间结构改变,势必对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文章基于我国城市层面的数据,用系统GMM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探讨城市蔓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这种抑制作用在人力资本丰富、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和第三产业占比高的城市相对较弱。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使绿色技术创新受到影响,从而阻碍了工业绿色转型。     

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文章应用耦合协调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关系,识别时空演化规律与特征,并诊断两系统耦合协调关键障碍因素。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趋势向好,多数城市协调度偏低,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各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均有从经济滞后型转向均衡发展型趋势,但经济滞后型城市居多;人才质量、人才规模、开放发展、创新发展是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间差异明显。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其动态关系

文章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国30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绿色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1)2005—2016年全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政府绿色治理之间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和濒临失调等级向良好协调等级的转变;(2)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政府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府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也能有效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是促进绿色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但是绿色治理水平的提升不能促进绿色经济发展;(3)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性逐渐减弱,但是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对政府绿色治理的依赖逐渐增强,无法实现独立发展;(4)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对政府绿色治理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但是绿色治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健康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耦合协调评价

为了分析健康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间耦合机理,文章基于逻辑评价模型构建健康中国评价模型,借助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表征经济社会发展,以全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下同)为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健康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的健康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尚处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健康中国建设整体滞后;地区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显著,东部省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显著优于中西部省区;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聚集性,上海、浙江地区为耦合协调的热点地区,新疆、青海、内蒙古为当前的耦合协调冷点。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忽略的重点话题。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整体上已实现协调发展,但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具有空间集聚性。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2012—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地区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同时,数字经济可通过空间外溢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度分析

文章引入耦合度与协调度函数,以物流业为例,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18个地市2002-2014年之间两个产业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进行评价与分析,从而研究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在协调发展方面所处阶段与存在问题,并提出了促进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测度与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综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分析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我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态势,多数省份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在区域差异上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式分布。从莫兰指数来看,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     

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经济的影响效应——基于京沪高铁与京广高铁比较的视角

文章通过梳理高速铁路发展对沿线区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利用引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该影响效应和机理进行了检验,以2005—2018年京沪高铁沿线18个城市和京广高铁沿线24个城市为样本,就高速铁路开通对区域经济联系程度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均显著提高了沿线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但同京广高铁相比,京沪高铁沿线城市经济联系程度更高。京沪高铁和京广高铁均显著提升了沿线城市的引力值,同时两条高铁线对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引力值提升作用高于普通城市,从整体上看,京沪高铁引力值提升程度高于京广高铁。京沪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而京广高铁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如果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会高估资本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化

文章基于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s I对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特征事实、区域差异与来源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全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但呈现不断提升趋势,各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沿海地区耦合协调水平高于内陆地区;全国省际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发展的总体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各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是导致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我国各省份旅游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集聚现象,且大多数省份处于低水平集聚状态,沿海地区部分省份处于高水平集聚状态,两极分化现象逐渐得到缓解。     

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创新效应

文章基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测算2005—2018年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方法分析绿色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了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创新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绿色金融发展相对差异的变化较为稳定,绝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且绿色金融发展呈现一定的俱乐部收敛特征。第三,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城市化进程的协调耦合关系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能力已成为长江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力。因此,在构建科技资源与城市化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评价长江区域科技资源配置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关系。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研究期内长三角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耦合关系基本上处于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以低度协调耦合状态为主并逐步过渡到中度协调耦合状态;从空间维度看,长三角各城市的科技资源配置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在极度协调耦合、高度协调耦合、中度协调耦合、低度协调耦合四个阶段均有分布,层级分明且大部分城市尚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状态。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绿色信贷对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激励和约束双重机制影响中国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BM-DEA模型测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运用逐步回归法探究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的间接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总体上呈现“倒N”型趋势,绿色信贷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内生性检验发现：在系统GMM模型与2SLS模型的双重检验下,绿色信贷对地区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绿色信贷对于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二梯队地区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除直接影响外,绿色信贷通过信贷规模与信贷成本两个部分中介间接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高铁开通、消费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文章通过2007—2019年市级层面宏观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交叉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并研究了消费升级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升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并保持稳定持续性,同时,消费升级在此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了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高铁开通的创新激励效应以及消费升级的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