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R&D补贴、寻租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R&D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研发活动外部性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寻租行为而削弱补贴效率,关于R&D补贴能否促进TFP提升尚未达成一致。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互动视角着手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演绎R&D补贴机制。研究发现,当R&D补贴强度高于某阈值后,容易诱使企业在创新策略选择中发送虚假信号,降低政府R&D补贴效率。进而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检验不同强度R&D补贴对TFP的异质性影响,并探析寻租在R&D补贴与TFP之间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R&D补贴总体上对TFP具有负向影响,且补贴强度越高,负向作用越强;寻租是高额度R&D补贴抑制TFP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对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补贴额度,防止长期高强度补贴引发寻租活动,确保企业所获取补贴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基于DEA-Tobit的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金融支持技术转移效率进行测度,并与其他典型区域进行对比,对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判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的金融支持效率为0.343,远低于京津冀的效率水平;(2)在长江经济带内部,受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等环境因素影响,不同省市效率差异明显,效率最高的湖北省为0.514,而最低的贵州省只有0.08;(3)通过Tobit分析发现,在同一外部环境下,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技术转移机构占比是影响金融支持技术转移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提高长江经济带技术转移的金融支持效率,应进一步优化区域金融要素投入,强化高技术企业研发需求,完善技术转移市场体系,提升技术转移机构的技术管理效率与专业化服务水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通过选取2013—2018年中国72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及企业风险承担与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率的提高会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国有产权与高投资倾向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产权与低投资倾向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更大。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由此引发企业研发投入下降,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企业风险承担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减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这主要归于企业创新风险容忍度提升所带来的预期高回报效应。金融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环境提升会加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控制权转移风险,由此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该研究成果将为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质量及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金融要素扭曲与企业创新活动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数据并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作为金融要素市场化的代理指标,分析了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要素扭曲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都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具有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受金融要素扭曲的抑制作用更大。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对金融要素的扭曲的敏感性要高于大型企业,在过程创新中,金融要素扭曲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更大,但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金融要素的扭曲的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则更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金融要素扭曲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的来自企业创新的微观证据。因此,全面推进的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有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为国家经济转型提供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政府补贴、研发偏好与工业创新绩效

经济转型期的工业创新不仅取决于政府补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研发偏好的影响。文章利用2010—2019年中国工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政府补贴和研发偏好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效应。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双重代理人性质引致的利用型研发偏好弱化了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导向性错位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的改善作用不显著。创新的替代和竞争机制引导民营企业通过探索型研发偏好实现创新资源的高端化配置,创新资源的高嵌入性使得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将研发偏好作为阈值变量纳入模型后发现,当利用型研发决策与探索型研发决策阈值分别高于8.2286和9.6406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府补贴对工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地区对外技术依存度的测算

从地区层面来讲,技术流入可以分为从国外流入和从地区外流入两种。地区间技术交流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途径。最先进的技术是引进不过来的,一定要靠自主研发,国内高研发水平和高成果转化率是技术内生化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随着国内研发力度的加大和研发水平的提升,加上国家实施创新成果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包容性增长吗?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利用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包容性增长，对中国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至关重要。基于熵权法构建了中国30个省份的包容性增长总指数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分指数，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包容性增长现状，并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角度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包容性增长水平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东部地区水平高、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水平低但增速快，各地区包容性增长之间虽存在较大差异，但这一差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呈现缩小趋势。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和机会公平。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在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通过提高创新水平来促进包容性增长，在中西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本来促进包容性增长。研究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内在变化规律，科学认识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对制定高质量的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     

城市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一个DSGE分析框架

文章通过构建DSGE分析框架，依据2004—2019年按季度插值所选取的61期经济运行实际数据，考察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产业集聚使得集聚区域经济增长了1.6%，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大量非技术劳动力集中改变了要素投入结构，长期内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拉动作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在短期内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不具有持续性；产业集聚引起的政府创新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城市产业集聚引起的基建投资增加使经济发展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各城市应致力于其产业集聚水平和质量提升，注重技术创新持久性和连续性，充分考虑政府创新投资与基建投资比例的合理分配。     

高管教育背景、风险偏好与企业社会责任

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中非金融、非ST企业为样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的作用机制和不同条件下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高管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教育背景通过改变高管的风险偏好水平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权性质抑制了高管教育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与高管教育背景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中存在互补效应。     

企业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激励

本文构建了公共政策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激励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企业研发分为两种:基础研发和应用研发,政府或者采取研发补贴或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或者直接对两种形式的研发创新提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