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利用中国2005—2015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这种作用是否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规模扩张还是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均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西部地区;3.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于国有企业。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型模式,对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工业企业专利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且上述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价值,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发展落后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较强的地区,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的"量",对创新的"质"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机制

文章对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影响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效果。结果显示：（1）线性影响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作用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并且二者的中介作用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3）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先增强而后又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持续增强。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服务消费视角的研究

文章基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金融是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指数测度经济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实证考察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包容性增长，且促进作用主要来自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的扩张；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效应，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数字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GMM模型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对于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驱动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创新驱动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存在维度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能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创新驱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城市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中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即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文章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采用2011—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二者对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对制造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混合技术创新,实质性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更强,这种差别来源于数字经济对不同创新形式的差异化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流动效率与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以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FGLS模型、交互项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与实现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提升经济协调发展程度；（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以资本要素流动和技术要素流动效率提升为渠道的传导机制，且不同区域的提升程度存在差异；（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要素流动效率渠道的门槛效应，即随着门槛值的提高，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4）经济开放程度、商业环境、金融发展水平等也是影响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使用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基于“绝对量”“增量”“增速”“变异程度”四项指标的综合距离面板数据聚类方法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省域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并采取半参数理论的分析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省域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空间上看,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具有较大差异,青海、贵州、西藏的数字金融发展均呈现高增长量、高增速、高波动的特征。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居民金融素养、金融规模均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线性促进作用,而投资规模和金融风险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影响。具体来说,投资规模过大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安全性过高会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检验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借助反事实分析法进一步探究政策效应的强度差异。研究发现：（1）随着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升,具体可通过贸易便利、技术创新和监管服务三条路径发挥作用。（2）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会受财政依赖程度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沿海型自贸试验区相比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其设立的“数字效应”更为明显。（3）未来应以广东、福建、河南、四川、浙江等为抓手,差异化打造数字自贸区建设标杆。同时,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样区可重点考虑贸易便利化方面、技术创新层面和监管服务领域。     

企业金融化对财务风险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企业金融化程度的提高,财务风险先下降后上升。同时,企业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与财务风险之间均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和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状况下,企业金融化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探究企业金融化影响财务风险的机制,发现企业适度持有短期金融资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表现为“蓄水池效应”;而企业过度金融化会挤出主业投资资金,增加财务风险,并且企业金融化本身的风险会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风险,传导至实体企业,此时“挤出效应”和“风险传染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     

双元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文章运用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元创新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颠覆性和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推动效应、作用机制和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均有推动效应,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具有持续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区位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制造业集聚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存在遮掩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对外开放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均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在数字经济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表现为加持倍增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推动渐进性技术创新中的边际效应先增后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