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如何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运用我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对中西部地区的贡献超过东部地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的特点。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产业兴旺离不开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兴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的基础上,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产业兴旺指数,并运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直接支持乡村产业兴旺,但该支持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在不同产业兴旺水平下,该支持效应也存在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间接推动产业兴旺。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与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18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数字普惠金融-企业生命周期-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以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衰退期的企业技术创新作用则不显著。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对民营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检验

文章测度了我国2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仍是现阶段作用发挥的主要途径。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是数字金融释放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红利的重要机制。     

双元创新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文章运用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双元创新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颠覆性和渐进性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推动效应、作用机制和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均有推动效应,对渐进性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作用具有持续性,数字经济的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区位和企业规模异质性;制造业集聚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存在遮掩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挥中介效应;对外开放在数字经济推动制造业双元技术创新中均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在数字经济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中表现为加持倍增作用,而在数字经济推动渐进性技术创新中的边际效应先增后减。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共同富裕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以及居民消费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就机制检验而言,居民消费增长和居民消费升级在其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且西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明显,但东部地区并不显著;分城乡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但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均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相对更大。在使用2SLS和GMM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技术创新扩散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1996-2006年间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和三大产业呈现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构成率呈现收敛效应,对第二、三产业的构成率呈现扩散效应.并探究了其原因.     

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长江三角洲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2011—2021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及其不同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区域一体化是否具有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既能直接促进共同富裕,也能通过区域一体化对共同富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金融作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型模式,对推动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工业企业专利匹配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进而助推传统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且上述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价值,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和发展落后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较强的地区,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提升了企业创新的"量",对创新的"质"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通过降成本、可达性、信息完备、服务灵活等优势促进普惠金融政策的深化,助推改善相对贫困。文章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选择2011—2019年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有效促进了相对贫困状态的改善,但改善效应存在分布差异,依相对贫困深度呈现“倒U”型特征;（2）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相对贫困影响系数的波动幅度较大,数字化程度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改善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相对贫困程度低的居民改善了生活状态,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极为有限,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程度最高居民生活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弱,但与西部地区相比明显较强。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2010—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GMM分析方法,考察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可以直接减缓贫困,也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两条途径间接减缓贫困,其中间接机制的贡献大于直接机制,收入分配的贡献大于经济增长。文章还首次验证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过程中,经济增长对于收入分配具有单向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视角,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理论逻辑,并利用我国31个省份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亦能通过经济发展、社会服务和政府行为等变量的中介效应实现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间接促进作用;(3)数字经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经济增长水平提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据此,本文从厚植乡村“数字土壤”、统筹多维因素综合施策、重视中微观层面差异化特征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关启示。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企业投融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检验。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数字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进行匹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这一效应在投资不足样本中表现得更明显。相比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考虑到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低的地区更显著,并基于多种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数字普惠金融、农业科技创新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文章利用201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融合路径和融合效益两个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测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还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间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进一步分析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业科技创新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边际效应更大。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进而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15—2018年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利用2SLS等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存在门槛效应;从传导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程度和实体经济水平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机会获得和经济成果共享三个维度构建了测度经济包容性增长指数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2021年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了度量,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分布不均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邻近地区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包容性增长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促进效应。     

数字金融、消费提质扩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ESMA）,构建面板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在数字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扩张消费总量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消费提质扩容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促进消费提质扩容和推动消费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