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学研究卓力著,学术史上新篇章——王菊《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评析

王菊《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一书以建国后中外彝学研究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以探求诸学者在该领域的正确性、创新性认识为目标,旨在彰显各学者在此阶段的真理性认识。该书以学术史的视角和价值尺度总结了彝学研究建国后的发展历程,厘清了彝学研究近60年的发展过程和脉络,将彝学学科研究未来的发展置于该学科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而且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彝学研究的发展、创新提出了新目标,为今后该学科的学术研究者提供一个宽大的学术史视野,一个准确的参照系。     

学术对话的社会功能

科学社会学一再证明，科学增长与学术对话的频密度成正比。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学术对话是实现“实证研究可检验性”的主要检验方式，其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促进科学共识的形成、促进学术研究的精细化、避免重复研究、增强优秀青年学者的学术自信等方面。非正式学术对话更有利于前沿信息的快捷流通，也更有利于学者之间坦诚交换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学术意见。无形学院的非正式对话主要表现为学术领袖之间的私人交往和跨学科对话。学术领袖的个人魅力和对话策略对其所在学科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从共同体内部来看，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学术对话，往往存在双向的“势利选择”。促进学科发展的学术对话机制主要有三：多样化的对话平台、平等对话的学术意识、青年学者的对话热情。青年学者倘若以学术为志业，就必须依托于一个或多个学术共同体，积极地与同行展开学术对话，这是现代学术格局下必经的成才之路。     

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40年

从1978年到2018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明显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五四"时期学术目标的延续,也是"证明"自身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在"证明"诉求统领学术界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其实,"证明"最有效的范式是学术史,钟敬文先生率先开启了学术史的书写实践。进入21世纪,学者们可以从容地回过头去整理20世纪所有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学术大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征程。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全面的反思、清理和重构的契机,已有的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立场,"民间"被学者所代言,寻求共性和同一性主宰了学术局面,完全遮蔽了民间文学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个别性和差异性。"还原"与"阐释"是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范式。"还原"就是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民间体裁鲜活生动的生活身份;"阐释"就是站在当下的学术至高点,赋予体裁研究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基于我国民间体裁的多元事实,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和民间主义立场,才能绘制出与精英主义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文学体裁专门史的图式。     

第二种人类学史——以徐杰舜教授“中国人类学者访谈录”为研究对象

徐杰舜教授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自1999年延续至今,已有丰硕成果。他的人类学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将人类学的口述史从对"他者"的研究拉回到对"自我"的研究,在对人类学学者自我的口述史呈现中,实现自省与内观。同时,以"人"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弥补了既往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史研究之不足,丰富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的内涵,成为"第二种人类学史"。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彝族研究

选择现代彝族研究的起点、转型、现代彝族研究与现代学术的渊源关系等问题,在较为广阔的现代学术背景下,透视彝族研究的发展和演变,强调的是尽管人们对这门学术研究的重视程度以及研究水平与其学术价值远不相称,尤其是过去关于彝族研究的历史叙述,在其叙事深处或隐或显地潜藏着某种意识形态结构,一直受宏大学术史叙述背景的影响,但现代彝族研究丰富复杂的学术蕴藏决定了它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我们要对其学术史进行梳理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为少数民族妇女图书出版寻找新的视角

妇女研究机构的成立带动了少数民族妇女图书的出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界开始关注女性图书的出版。这个行为与女性学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背景紧密联系。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女性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发展起来。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相关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族别学术史的现代性想像——评《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

李列博士撰著的<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一书已于2006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洋洋洒洒40万字,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一部对中国现代彝学确立轨迹进行全面清理的学术史专著.     

中国人类学的民俗学渊源及学术取向

我国的人类学与民俗学既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渗透 ,并在异文化、本文化的学术取向上有所交叉。民俗学以人类学为背景学科 ,人类学亦借鉴民俗学方法、材料与调查手段以把握研究对象。本文通过研究主体透视人类学的民俗学取向 ,并从学术史的视角描述两个相关学科的互动过程 :渗透、交叉、融合     

“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在京召开

20 0 2年 8月 2 5— 2 8日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联合举办了为期 3天的“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这是继日本京都召开的“草创期的敦煌学”学术会议之后的又一次以敦煌学学术史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学者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与会正式代表有 5 2人 ,分别来自日本、法国、英国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会学者共提交论文 45篇 ,在会上宣读的有 43篇。此次会议有几个特点 :1、论文涉及时间段长 ,覆盖面广。此次论文几乎涉及了敦煌学早期历史直至今天的敦煌学 ;内容涉及历史、宗…     

从四本专著看“中国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概况

佛教音乐,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聚焦了众多音乐学者对之的关注与研究。本文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佛教音乐"研究中的四本学术专著,并归总它自产生、发展至当下的研究概况,试图阐释四者之间的差异,并且思考差异的缘由,以及这种将宗教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新范式。     

关于《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学术意义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及时总结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给世人展示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学科"家谱",该书对整个人文学科,特别对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对不同历史阶段学术格局的理解,显示出其慧眼与卓识.     

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

(一 )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目前 ,世界各国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 ,多少受到西方自然科学学科设置思路的影响 ,往往以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为界限。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 ,学术与知识是相互贯通的一个完整体系 ,通常只有因对这一体系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学派” ,而没有把这一完整体系肢解后按具体研究领域形成的“学科”。自春秋战国以来 ,著名的大学者都开馆讲学 ,逐步形成以不同的“书院”为基地的不同“学派”。由于认识和分析人类社会运行与发展规律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因此 ,中国古代的这…     

傅统先及其《中国回教史》

《中国回教史》①一书,是已故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教育学家、著名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傅统先(1910—1985)先生于1937年撰写的一部与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齐名的民国时期(1911—1949)回族学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回族史的代表性成果。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回教史》是商务印书馆组编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的一种,从此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史研究正式进入中国文化史研究系列,进入当时中国的学术殿堂[1](P7)。此后,台湾、日本多次印刷、再版此书,成为国外从事中国回族史及…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中国民族政治学八十年

本文是对中国民族政治学这一门学科学术史的综述。民族政治学在中国已有80年的发展历史,它不仅形成了初具体系的学科体制与专业规范,还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对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边政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民族政治学,分别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史梳理,阐明两者各自的时代大背景与基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课题意识;还进一步对21世纪初期中国民族政治学学科建设的进展与成就展开了详细论述,对近20年以来中国民族政治学的主要成就作出必要归纳,指出在中国存在着"复数"的民族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以及它们各自在研究中国民族政治相关问题时所分别具有的学术性价值。     

苗族巴岱文化研究综述

巴岱是湘西苗族(苗族东部方言区)对祭祀活动主持者的称呼,巴岱文化是指以巴岱作为承载者,包括所主持的仪式中的物质、制度、艺术、精神等方面的苗族文化总称。近年来学者们在巴岱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以学术史发展为线索,从巴岱文化的价值研究、仪式研究和艺术研究等方面对学术成果进行综述,并指出巴岱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虽然记忆甚少,但仍有回顾的价值,更有述评的必要。本文从广西民族关系整体评估研究、广西古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近现代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当代民族关系研究四个方面述评了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现状,认为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价值重大,但纵观广西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总体印象是作者队伍弱,学术成果少,学术水平低,与"国家样本"的实际价值极不匹配。因此,必须大大加强对广西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为中国民族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有价值、有份量、有水平的学术成果,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广西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     

论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

评价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应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从学术发展史角度,论其得失.纵观花儿学的研究史和接受史,赵宗福先生对花儿学的研究贡献甚大,促进了花儿学的繁荣和学科体系的成熟.赵先生对花儿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五:1.提升了花儿学研究的高度,确立了花儿学研究的体例;2.确定了花儿起源的时代及传唱的民族；3.拓宽了花儿研究的领域,构建了花儿学的学科体系；4.丰富了花儿学研究的史料；5.指出了学界抢救和保护花儿的使命.     

史料·诠释·意义:《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三重面影”

《格萨尔》学术史是《格萨尔》研究学术积累与创新的知识系统,体现《格萨尔》研究的内在历史脉络和理论发展的基本型廓。文章提出,史料、诠释和意义是《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三重面影”。《格萨尔》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诠释是激活这些史料的方法论,而意义是研究的终极目的。《格萨尔》学术研究史料的丰富与驳杂,既是厚重的文献呈现,同时也遮蔽了一些重要资料的应有光芒,因此“作为方法的《格萨尔》学术研究史料”就显得尤为重要。诠释《格萨尔》学术史,是一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学术阐释的“当代姿态”。只有通过史料的重新勘探和对这些史料的进一步诠释,才能真正聚焦问题,从而凸显《格萨尔》学术史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