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在政治发展中的价值--阎锡山治吏思想初探

在当代政治发展过程中 ,人们不仅注意到了制度的重要性 ,而且也在关注道德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一代军阀阎锡山就非常重视道德尤其是官吏道德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他教育官吏们要有责任心、用“心”办事以及有良好的人品。从阎锡山的这些治吏思想中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对今天吏制有借鉴意义的内容。     

谈中国古代的依法治吏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是“王法”，体现的是皇帝的权威，民众是经过官吏的中介得以知晓“王法”的，因此，社会权威的确立，都是“以吏为师”的，一切政令教化都从官吏那里开始布达于社会民众，不论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还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都是由官吏来执行的，而官吏们能不能首先据德守法，就成了“王法”能否贯彻执行的关键，所以说，依法治吏是执法治民的起点。中国历史上出于这个思想，把官吏比之为“民之父母”，作为地方长官应以“民之所好好为，民之所恶恶之”。同时，代表王权的法律对于不能辅佐王权…     

对中国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是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法律制度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遵从“古为今用”之原则，对其中的廉政法律制度进行考察具有现实意义。文中以历史朝代为序，从官吏选举任用、官吏考核管理、官吏监察监督、惩治贪污贿赂四个方面，力图比较全面地勾画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的轮廓，愿其中的经验教训有益于今天的中国。这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精神。     

身份政治：意涵及批评

身份政治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社会运动，并非所有与身份相关的议题都可以纳入身份政治范畴。在如今的欧美社会，身份政治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图谱的重要颜色之一，它超越了传统的左右之分的意识形态光谱。身份政治是西方个体化社会的政治表征，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既要认识到身份政治的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它的消极影响。身份政治与普遍主义的公民政治不可避免地存在紧张和冲突关系，二者能不能调和以及如何调和，仍然有待于未来政治理论的创新来解答和政治实践的发展来破解。     

中国古代吏治精神探微——《史记·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评说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要表现为一种官僚政治。卷(?)浩繁的古代史书,大体上都是官吏史.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官吏史”.宦吏能够扮演历史政治舞台的主角.在于他们拥有一定的权力,负责管理各级政府机构,通过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并决定或影响一部分人的命运.官吏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始终处于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之中。当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还没有兴起时,历史老人的目光优先注视着官吏,应该说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点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官本     

法治“全景”中的违法行政及其责任——评《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

众所周知，在专制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国王不能为非”与“朕即国家”确乎是一条定律。官吏的权力与行为无非是国王权力与行为的延伸，在政治关系上，国王既然没有责任，官吏也就无责，不会受到控告。行政主体行政责任的出现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治国……     

从历史上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看我国的公务员制度

实行公务员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划时代的重大变革。研究考察人类历史上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可以使我们加深对实行公务员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更坚定地推行公务员制度。一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管理机构和专门从事管理的人，如在我国有“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官员六十名”①的传说。但是，原始社会还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官吏。国家产生后，才有了官吏队伍，从而也就产生了官吏的选拔任用制度。从人类历史上看，主要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有下列几种。（一）世袭官职制。这种官吏选拔任用制度亦称为“世官…     

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权利拜物教批判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研究中,政治权利的平等是毋庸置疑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来自于自然权 利。但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它的毋庸置疑正表明了它是一种基于身份崇拜的权力拜物教,而实际上它有 其自身的逻辑,从其产生过程看,表现为从对抽象劳动崇拜到私人财产权崇拜的逻辑;从内容上看,表现为从 对同一性的公民身份崇拜到政治权力拜物教的崇拜。这一逻辑凸显了自由主义政治正义的内在缺陷,那就是 它所标榜的资本主义制度保障每个人的毋庸置疑的平等政治权利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物”的权力,这个 “物”是不可能保证个人的公民身份与私人身份之间的和谐统一的。     

论新时期的“灌输”教育

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界,“灌输”教育被等同于“生硬的说教”,被个人价值多元化的现实所质疑。而“灌输”的实质是一种政治教育的理念与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本质,并非教育方法层面上的概念。思想政治教育要达到“春雨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关键要解决好“灌输什么,如何灌输”的问题。     

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我国古代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封建君臣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对于贪官污吏重惩不贷的律令和案例,可谓史不绝书。从我国封建法制史上看,贪污犯罪主要是指官吏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挪用、毁损、浪费国家财物以及收受贿赂、强索地人财物的行为。所谓“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便是这种犯罪本质特征的生动概括,它表明,我国古代的贪污罪是官吏利用职权非法取得财物各种行为的总称即指官吏贪“货财之利”的犯罪。西晋律学家张斐注《秦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因此,我国古代一般又称贪污犯罪为官吏“犯赃”或官吏“贪赃”。     

论司法角色的冲突与调整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被赋予了特定的身份,“法律人”、“政治人”与“社会人”三种角色是司法实践中法官需要调整其中的冲突,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身份”的颠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

现代中国是一个伦理价值急剧转型的社会，其中“政治身份”又成为伦理价值转型的重要内容。作为新中国主要缔造者的毛泽东，试图颠覆中国传统差序格局所构成的社会政治“身份”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式，通过重建政治“身份”的途径，执著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这对现代中国的结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观的结构，成为其强化“阶级斗争”道德依据。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是解释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当代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探析

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辩证地看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问题，正是当代政治哲学语境下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都在这一议题下进行了长久的相互论辩。综合来看，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是以人的生产实践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集合体，它既囊括了广义和狭义两种表达方式，又包含了认知性与规范性两种理解维度，揭示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对立统一性，解决了当代个人与共同体关系问题的理论分歧，是对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真正解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公平正义乃至更高超越性价值的伦理追求与道德愿景。     

从“美狄亚的身份”看品达诗歌的政治与神学

品达是最早涉及“美狄亚的身份”这一微妙话题的诗人。作为人，美狄亚的政治身份与性别身份相联系，反映出品达的政治态度。作为神，美狄亚的身份注定具有某种先天的神圣性，而这种异己的神圣恰好反映了“人——神”争锋时代品达的神学思考。     

刍议唐太宗"崇王"与唐初科举取士

王羲之书法作为两晋以降士族身份的象征之一,是以书法为纽带的唐太宗君臣追求个性解放的方法之一,并被太宗作为推行文治的一种手段加以提倡,使其得到了空前的推广和发扬。高宗至玄宗诸帝以此为契机,把书法发展为科举取士和官吏铨选的重要标准之一,使其从单纯的艺术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对唐代政治及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行与古代中日职官服色

中国上古从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五行”和“阴阳”思想 ,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职官制度和官员的舆服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 ,官员服色制度自秦汉到隋唐发展成型 ,成为规定政治秩序和官吏身份的象征 ,并对从氏族垄断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中的日本造成深刻影响 ,衍生出日本特色的官员冠服制度     

试析“交叉性”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困境

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但不能仅仅将这起事件简单理解为种族问题，而应同时对由此而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进行全面审视。“黑命攸关”运动与过去传统的民权运动存在着差别，它实质上是一场由“交叉性”所主导的身份政治运动。“交叉性”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为回应人们对身份政治狭隘群体意识的诘难而提出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消除多元身份之间的隔阂以增强反抗力量。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交叉性”却遇到了诸多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身份政治漠视经济问题的错误，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因而难以在现实中有效聚合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启示我们，新的社会变革仍应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     

我国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一)我国古代惩治贪污罪的历史源远流长。历代封建君臣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对于贪官污吏重惩不贷的律令和案例,可谓史不绝书。从我国封建法制史上看,贪污犯罪主要是指官吏利用职权侵吞、盗窃、骗取、挪用、毁损、浪费国家财物以及收受贿赂、强索他人财物的行为。所谓“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便是这种犯罪本质特征的生动概括,它表明,我国古代的贪污罪是官吏利用职权非法取得财物各种行为的总称,即指官吏贪“货财之利”的犯罪。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因此,我国古代一般又称贪污犯罪为官吏“犯赃”或官吏“贪赃”。     

土耳其共和国在融入欧洲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困境

［摘要］融入“现代”、“文明”的欧洲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精英的夙愿，在他们看来， 只有欧洲化改革才能使这一梦想成真，才能实现土耳其的“复兴梦”和“强国梦。”然而，欧洲化改革却使土耳其一直处于东、西文化冲突的最前沿，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困境，这反过来无疑会影响到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进程。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是土耳其成功融入欧洲最重要的标志。土耳其的欧洲化改革的确使土耳其的“欧洲特性”在不断增强，但这并没有完全使伊斯兰教被边缘化，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使土耳其的伊斯兰身份更加显现，这对土耳其入盟构成了挑战。     

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

汉代工商官营政策虽然起到了打击工商豪强的作用，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实效，为汉武帝的内外丰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但其负面效应也不能低估。该政策对汉代政治由“蒸蒸日上”向奸弊丛生的下滑着实起到了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吏及其家属从商争利，吏治腐败程度加深；官吏及其家属为人起债、放贷，加剧了社会矛盾；官吏犯赃现象日益普遍，西汉政权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