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新型城镇化更应“以农民为核心”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最强的内需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中＂以农民为核心＂更应成为新型城镇化关注的重点,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于全民。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运用TOPSIS方法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四个角度测算中国整体和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并对不同区域城镇化协调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中国各省份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差异明显,总体来看,发达省份城镇化协调水平相对较高;3.不同驱动要素对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差异明显,具体排序为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的表现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的表现较为突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动力,是衡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志,“十八大”中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文章以湖北省为例,通过计算2004-2013年间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全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和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各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得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但是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大.全省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分为4大类:城镇化水平高的武汉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的鄂州市、随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宜昌市;城镇化水平中等的十堰市、潜江市、孝感市、咸宁市、荆州市、荆门市;以及城镇化水平低的随州市、仙桃市、恩施州、神农架林区、黄冈市、天门市.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基于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内涵,突出“新型”和“互动”,构建了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并对四川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四川省18个地市新型“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地区差异显著;各地市在表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传统”指标上得分相近,在“新型”要素上相差悬殊;四川各市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型”上下功夫,并寻求差异化的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之路.     

基于相对熵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文章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构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熵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值.以贵州省68个县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熵法实现了对主、客观因素进行优化决策的组合赋权,有效降低了信息损失;将相对熵法应用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时空特征与区域差异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法考察时空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高度相关性,且大多数省份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其中绝对差异逐渐扩大,相对差异整体上呈现逐步缩小趋势,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中国数字化产业链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主要原因。提出打造现代化数字产业链新业态、建立协同联动数字产业链系统、因地制宜实施数字产业链创新战略的建议,以期为提高数字产业链发展水平提供经验借鉴。     

基于熵权法的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分析了高质量城镇化的内涵和要义,并以熵权法为基础,构建了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测度与金融支持研究

当前,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甘肃省经济转型跨越的当务之急.而推动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就是金融支持.文章以2009-2015年甘肃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测度体系并进行了测度;然后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甘肃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城镇化与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关系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分析1998-2012年间旅游业发展水平、工业化及城镇化的空间关联性,探讨在全国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发展、工业化增长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结果表明: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滞后期为2时,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原因,城镇化的完善又能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旅游的发展.由此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模型显示:1998-2012年各省(市、区)工业化、旅游业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所以各个省(市、区)应该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促进城镇化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反作用.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资料,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时空耦合协调模型,运用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测算出各省份2003-2012年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各省份的对比类型.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强有力的互补作用;2012年广东省耦合协调水平最高,甘肃省最低,全国各省市耦合协调比为22:9.通过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对比研究得出:北京、天津、上海三省市属于新型城镇化相对滞后型;2003-2012年间各省市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差距不断拉大.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产城融合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思考——以南通市为例

以产业发展为动力、促进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产城融合发展思路,客观分析南通产城融合在促进城镇化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与存在不足,并对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做一些探讨。     

区域收入差距的广义熵指数的测度与分解——以甘肃省为例

文章运用广义熵指数中的泰尔指数和MLD指数对甘肃省区域收入差距进行静态和动态的比较分析,以反映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及跨期差距的结构变动,为探究区域差距的形成来源提供依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联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测算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镇化率,分别描绘出湖北省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变动轨迹及发展现状,进而实证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建设的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同升同降的长期关系.对此,文章提出推动中心镇镶嵌发展,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建设,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的测度评价：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测算产业链创新水平。进一步,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密度与Markov链方法,分析中国产业链创新的整体状况、地区差距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表现出稳步提高趋势;中国产业链创新四大子系统呈现“高度耦合、良性协调”特征。分地区来看,中国产业链创新水平具有显著地区差距,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远超其他地区,西南、西部与东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较低;华东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呈现极化现象显著趋势,华北、西南地区表现出极化现象逐步弱化的趋势;除华南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表现出缩小趋势之外,其他地区产业链创新水平差距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倒U型”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197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资料,首先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然后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倒U型”关系检验,最后分析两者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呈现出了“倒U型”关系,且拐点在39％时出现,湖北省城镇化已经进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阶段.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短期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则为双向;短期内,城镇化水平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加速了城镇化进程;长期内,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